田间（1916－1985）1934年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未明集》后，又出版《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1937年春到日本，抗战开始后回国，写了脍炙人口的《给战斗者》。1938年夏，诗人来到延安，开始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他积极参加了街头诗的创作，如《坚壁》、《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田间抗战时期的诗歌收入《给战斗者》、《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抗战诗抄》、叙事长诗《她也要杀人》、《戎冠秀》、《赶车传》等。
　　田间是一个有独特艺术个性与风格的诗人。他早期受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吸取了健康、生动、战斗的气质和简短跳跃的“楼梯式”句式，用以表达闪电式的强烈感情。他的诗歌以鼓点式的诗行，紧张急骤的节奏，遒劲粗犷、刚劲雄浑的风格，鼓舞人们去战斗，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点”，“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给战斗者》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政治抒情诗，是作者抗战时期优秀的代表作。全诗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战意志与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是动员和号召人民投身抗战斗争的战斗号角。
　　全诗除序诗外共七节，第一、二节写日本强盗的的屠刀唤醒了国人，他们决心挺身而出，投入保卫祖国的战斗；第三节追忆我们辽阔国土上曾有过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激情；第四节，诗人把思绪拉回现实，将是战斗还是灭亡的严峻课题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第五、六节，正面表现中国人民战斗到底的坚定信念。要“在斗争里，胜利或者死”；最后一节，以富于哲理的警句作结，“战士的坟场，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全诗贯穿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富有鼓动性战斗性。
　　在艺术上，诗人巧妙地将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组织成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极自然地勾起人们对和平生活的眷恋和怀念；急促的旋律、跳跃的节奏、鼓点式的诗行表现了诗人对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和热烈高涨的民众情绪；不少诗句寓含哲理憬悟人心。
　　柯仲平（1902－1964）早期诗歌有抒情长诗《海夜歌声》，诗剧《风火山》，抗战时期到延安，组织“战歌社”，倡导朗诵诗、街头诗，诗风倾向大众化、口语化，有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对促进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柯仲平也写了一些抒情诗，多收入诗集《从延安到北京》中。这些诗歌多用民间歌调吟唱，在向民歌学习，实践大众化上作出了贡献。何其芳（1912－1977）曾与李广田、卞之琳合出《汉园集》。第一部诗集《预言》，收1931－1937年的诗歌34首，分为三辑，前两辑多是歌咏爱情与梦想，艺术上追求精致绚烂与柔美，在象征主义的技法中弥漫着浪漫、孤独、伤感的情调。在第三辑里，诗风有了变化，认识到诗的根株必须深深地植根人间。在那严峻的时代里诗人要葬送自己的过去，要“走向人群，走向斗争”，决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云》中的“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就是明证。
　　惆怅、徘徊、悲伤失望是《预言》的基调。诗作构思精巧，语言瑰丽，感情纤细、柔弱，反映出诗人青年时远离现实时的空虚与青春期的忧郁，流露出他所吸收的古典诗歌的美质，也有过分雕琢的痕迹。
　　抗战爆发后，诗人在四川写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表达了乐观的情绪和投身抗战的决心。1938年诗人到了延安，诗歌的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诗集《夜歌》就是这变化的见证。
　　《夜歌》突出表现了对解放区新的斗争生活的体验与感受。格调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作者直接表现了“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的内心冲突。他记录了一个向往革命向往人类光明未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辛而又喜悦的思想历程。
　　在艺术上：《夜歌》改变了《预言》那种华美雕饰、委婉晦涩的风格，力求朴素自然、明朗奔放；大多采用自由诗体，变化多样；比较注重音节的和谐与自然的韵律，注重口语化。但少数诗有欧化的缺点。
　　从诗歌的艺术追求看，何其芳的创作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预言》中的诗歌凝练、精致，追求形象、情调气氛三者的融合。形象的新颖，语言的柔美，音律的和谐，是《预言》艺术上明显的特点。《夜歌》自觉地寻求新的形式，新的风格，力求写得朴素实、自然、流畅、奔放。率直的内心袒露和真挚的感情抒发成了其主要特点，风格也转为明朗、豪放，亲切自然。朦胧的象征与晦涩的隐喻被洗刷干净。
　　力扬（1908－1964）的诗集有《枷锁与自由》、《射虎者及其家族》、《我底竖琴》等。其诗继承了五四诗歌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洋溢着饱满的革命激情，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渴望自由的意愿和脚踏实地的斗争精神，构成了他的诗歌的显著特色，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