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郭沫若都是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的主要代表，在有关他的章节里有专门的介绍，在此不再论及。欧阳予倩在这一时期也写有历史剧，他的《忠王李秀成》与《桃花扇》对现实也有所暗示。剧作家关注的中心在于历史人物精神力量的开掘，及对读者观众精神感化作用，前者的主旨在说明革命者要有殉教一般的牺牲精神，支持民族国家要全靠坚强的国民；后者更是在歌女李香君与公子侯朝宗的尖锐对比中，热情歌颂了保存在下层妇女中的气节。欧阳予倩是个多才多艺的剧作家，在创作中，自如地将旧戏和电影手法融入话剧中，大大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力。
　　在历史剧创作方面，阳翰笙、阿英是除郭沫若之外很有影响的剧作家。
　　阳翰笙（1902－1993），即华汉，原名欧阳继修，四川高县人。他既是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者，他是左翼戏剧运动和现代电影事业的组织者，他的政治意识比郭沫若更强烈。他于抗战初开始致力于戏剧创作，他的戏剧成就主要也是在抗战时期取得的。他描写抗日题材的剧作主要有反映抗战初期人民群众与汉奸卖国贼作斗争的《前夜》，歌颂蒙汉人民团结抗日的《塞上风云》，揭露表面抗日而实则妥协投降的两面派的《两面人》等。这些剧作在当时引起了热烈反响；但是，他的成就更大、更有影响的剧作还是《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历史剧。而且这些剧作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确立、人物的设置、性格的刻画，还是情节的安排，无不经过周密的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剧作家在创作前对历史材料的认真搜集、研究，以及生活阅历的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构思过程中理念成份过重所造成的形象性不足的缺陷。
　　《李秀成之死》（1937）描写了忠王李秀成率领军民浴血奋战保卫天京，最后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剧作突出了李秀成智勇双全忠贞刚强的性格特点，歌颂了他英勇抗敌、宁死不屈的精神。创作于“皖南事变”后的《天国春秋》（1941年9月）是阳翰笙的代表作，描写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自相残杀的“杨韦事变”。剧作赞扬了杨秀清忠义豪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也指出了他骄傲自满，对起义军内部的蛀虫失去警惕的性格弱点；抨击了韦昌辉心狠手辣、阴谋篡权，最终导致太平天国严重分裂和失败的罪行；更通过在血的教训面前翻然悔悟的洪宣娇之口，喊出了全国人民内心悲愤的呼声：“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剧作通过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新四军、破坏抗日的血腥罪行，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草莽英雄》（1942）写的是四川保路运动。剧中主人公、哥老会首领罗选青具有坚定无畏、尚侠重义的品德；然而，“草莽英雄”的江湖义气又使他轻信、糊涂，对假意悔改的变节者和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失去警惕，终于被围牺牲。剧作告诫人们不可只讲联合而不辨敌我，应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时刻保持革命警惕。
　　阳翰笙的历史剧都是直接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汲取题材，并且以对现实斗争的深刻思考去观照历史，从中提炼出富于现实意义的主题，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个别描写略嫌粗疏。
　　阿英(1900－1977),即钱杏屯阝,原名钱德赋,安徽芜湖人。他在话剧创作上的历史地位，是由他在上海“孤岛”时期的创作的三大“南明史剧”确立的，包括《碧血花》（1939，又名《明末遗恨》、《葛嫩娘》）、《海国英雄》（1940，又名《郑成功》）与《杨娥传》（1941），这一系列剧作在上海“孤岛”产生了轰动性的反响。
　　《碧血花》写秦淮名妓葛嫩娘为了促使留恋她的明将孙克威前往福建与唐王共图抗清大计，几欲自刎，而后与孙克威一同投奔义军，英勇抗敌。她怒斥卖国奸贼郑芝龙，表现出蔑视邪恶的凛然正气。兵败被俘后，她更是不屑于清军威胁利诱，刚强不屈，最后咬舌自尽。《海国英雄》是阿英的代表作。写民族英雄郑成功毅然与降清的父亲决裂，勇敢地承担起抗清复明的重任。歌颂了他不灰心丧气，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刚强意志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杨娥传》写明末爱国女义士杨娥在丈夫殉国、永历帝为吴三桂所害之后，潜入吴府谋刺吴三桂，心愿未遂而病倒身亡的故事。歌颂了杨娥坚强执著、誓报国恨家仇的斗争精神。阿英的历史剧塑造了勇于行动，不计生死，高涨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的民族英雄形象，从而有力地激励着沦陷区人民顽强地同敌人作斗争。
　　这一时期的历史剧作中，也有一些不注重主题的现实政治意义的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