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1906－1970），原名树礼，1906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他出生到抗战以前的30多年间，在地主高利贷重压之下，家境日益困窘。幼年时的赵树理曾帮着父亲种地、放牛、拾粪，饱尝生活辛酸，对农民生活的艰难有着深切的体会。赵树理的父亲是一名农村知识分子，会算八字，看风水，也会治病，喜欢读小唱本，讲故事，是农闲休息时受大家欢迎的人物（《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以他为原形塑造出来的）。他的诙谐幽默给赵树理很大影响。此外，赵树理自幼喜爱民间文艺、戏剧和民间乐器，深受民间文艺的熏陶，曾加入当地农民组织的“八音会”。特定的出身，家庭影响及对传统民间文艺形式的熟稔，使赵树理从生活习惯到精神气质都彻底农民化了，而丰富的农村生活也成了赵树理一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1917年，赵树理入本村私塾念“四书”，并在以后几年的学校生活中，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1925年，他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初步受到五四新文艺的影响，同时，接触了一些进步的革命工作者，信仰三民主义，参加过驱逐校长的学生运动，并于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施“清党”，赵树理曾被捕。从出狱到抗战爆发前的几年间，赵树理辗转流浪于晋南、晋中一带，并开始了初步的文艺创作。他先后在北平《晨报》副刊、太原《大风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据赵树理自己回忆，前后在太原流浪期间，他写的稿子，约有二三十万字，这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章回体长篇小说《蟠龙峪》、散文《金字》、有韵小剧《打倒汉奸》等等（原作均已遗失）内容主要是暴露军阀统治下旧社会的黑暗。
　　早在师范学校上学时，赵树理就发现：尽管五四新文艺在城市里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在广大农村，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传统文化。新文艺的圈子狭小得可怜。正是有感于“新文艺打不进农民中去”，赵树理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李普：《赵树理印象记》）。1930年春出狱后，赵树理辗转于各地农村，更熟悉了农民的生活，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文学信念。尽管上述作品原作均已遗失，但我们仍可以从其外在的艺术形式上看出其早期艺术努力的方向，即扎根到农村实际，自觉追求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赵树理积极参加革命队伍，从事宣传与民政工作。1939年夏，他被调到《黄河日报》“路东版”编副刊。1940年夏，创办“中国人”报，任副刊编辑，直至1942年冬。这一时期的赵树理，极力宣传文艺的大众化问题。认为民众语言、民族形式、深入生活是写出通俗化作品的重要前提。据说当年赵树理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创办《新大众》通俗杂志时，有一条编辑方针就是：粗通文字的干部群众能看懂，不识字的干部群众能听懂。并且还规定每篇文章中，生字、生词不能多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拦路虎多了，把群众就挡住了，就起不到要起的宣传教育作用了！”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创作了《还债》等三个剧本(参见西戎：《怀念作家赵树理》)。
　　1943年夏，赵树理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这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赵树理读完之后异常兴奋，认为这是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主张。长期以来对于文艺大众化的自觉追求，加上受到延安讲话精神的鼓舞，使赵树理的创作潜能迅速释放出来。1943年5月，他发表了《小二黑结婚》，在解放区引起强烈反响。彭德怀亲自为之题词：“象这样在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的发表，为赵树理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也使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不久，赵树理参加了太行农民减租、减息和反奸、锄霸斗争，并以此为题材写出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短篇小说《地板》及特写《孟祥英翻身》等。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深刻揭示了农村当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农民性格的艰难转化过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及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采用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形式，深受农民欢迎。1947年《人民日报》发表新闻，称他是“农民作家”。正是这些作品的连续发表，奠定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5年到1948年，赵树理先后在太行文联和华北书店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来到北京，任《工人日报》记者。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经理》、《福贵》、《邪不压正》、《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作品。
　　就本人气质而言，赵树理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孙犁：《谈赵树理》）。纵观他一生，在感情上始终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农村。长期扎根在农村，使他对农村生活、农民性格的了解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他甚至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出他的后半句话。”（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这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无穷的创作灵感。赵树理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取材于他在农村体验生活时遇到的真人真事：“我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赵树理：《也算经验》）他甚至直接称自己的作品是“问题小说”。比如反映农民在高利贷盘剥下贫困潦倒的《福贵》，反映封建夫权及小农意识的破产，讴歌妇女解放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反映土改生活的《邪不压正》等等。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赵树理甚至在《孟祥英翻身》的标题下面加上“现实故事”四个字。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农村、农民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作品固然不在少数，二十年代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创作乡土文学的小说流派，但除了鲁迅小说以外，其中罕有大家，与他们不同的是，赵树理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以平视的角度描绘真实而复杂的农村生活，表现农民喜怒哀乐的感情，并真正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交融在一起，因而引发了农民的共鸣。赵树理在谈到《李家庄的变迁》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面时，说它“染了我好多老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赵树理：《也算经验》）这种入乎其内又设身处地的体验方式和平视型的观察视角，使得赵树理的作品无论是在描写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上，还是在挖掘其内在的深刻性上，都达到了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既然执着的农村题材和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内在要求，那么他就不能不对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发展进行深切的关注。事实上，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解放区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千百年来被地主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悲惨命运，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身，而且还促使他们在政治觉悟、精神面貌上发生了深层次的裂变与重组。广大农民正在逐步摆脱各种腐朽思想（主要是封建思想）及反动势力的束缚，一种新的农民性格正在酝酿与形成当中。赵树理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在不同农民心中引发的不同的感受，并将它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在赵树理创作的农民形象系列中，老一辈农民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他们受封建传统思想毒害较深，思想负担、精神压力更为沉重，新旧矛盾引发的荒谬感和喜剧性气氛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得更加充分。这其中包括《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传家宝》中的李成娘等人。李成娘准备把长期积累下来的封建小农意识和传统观念作为“传家宝”传给儿媳妇，她荒唐的做法自然得到儿媳金桂有理有据的反抗，最后只好低头认输。对于老派农民的觉醒，赵树理并没有廉价地给予他们迅速改变旧思想，形成新观念的喜悦感，而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他们痛苦而复杂的思想转换过程，并由此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记录下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同老一辈农民相比，赵树理在年轻一代农民身上，发现一种新的农民性格正在悄然形成，并对他们勇于同各种腐朽思想、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民主权利与婚姻自由、追求新生活新理想等，表达了由衷的赞美之情。这其中包括《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小经理》中的三喜；《传家宝》中的金桂；《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等。从总体上来讲，赵树理对年轻一代农民的塑造，远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小二黑们的形象较之二诸葛们还显得单薄得多。赵树理自己分析说：“在转业之前我接触的社会面多，接触的时间也长，而在转业以后恰好正和这相反，因而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他对这种成长中的农民性格还没有完全捉透，直接影响到了其艺术表现力。
　　此外，赵树理还敏锐地意识到了翻身农民当中可能会出现蜕化变质分子。他曾指出：“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这其中包括《邪不压正》中的小昌，《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等。在农民获得了初步解放以后，如何教育农民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服务，如何阻止他们堕落为新的鱼肉乡里的恶霸？赵树理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现了赵树理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
　　建国以后，赵树理一如既往关注农民的命运，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优秀作品，反映了我国农村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进程。文革期间，赵树理惨遭迫害，于1970年9月在太原市含恨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赵树理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成功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实现了文学艺术性与大众性比较完美的结合，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其身边很快形成了一个力量雄厚的作家群。这其中包括马烽、西戎、束为、胡正等，他们自觉地以赵树理为榜样，在创作上表现出相类似的主题倾向、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日后便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随着建国后解放区文艺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肯定与扩展，赵树理的小说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树理有着非常执着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同农民接触过程当中，他敏感地意识到了五四新文学所存在的脱离民众的根本弱点。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文化水平及欣赏习惯，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宣传，赵树理把眼光转向民间，转向民族传统。他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进行了一番改造，同时融入了一些新观念新手法，创造了一种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现代小说样式。
　　首先，他抛弃了传统小说中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继承了其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和全知全能的视角，并且根据农民的欣赏习惯，保留了其重故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结构特点，构思了一个个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完整的故事。如《小二黑结婚》，全文十二回，每回构成一个小故事，十二个故事串成一个大故事。在不破坏大故事完整性的前提下，小故事有着相当的独立性，同时又保留着故事中的各种关节来吸引读者。为了使叙事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赵树理在文章的剪辑上也颇下了一番功夫：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详写，仅仅起补充或连接作用的略写；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以上之外，直接的读者层--农民群众最熟悉的略写，他们较生疏的就多写，做到详略得当，然而，正是由于过分重视故事本身的封闭性与完整性，使赵树理对故事之外的社会背景就不得不做了大量的删减，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上有所减弱。
　　其次，在描写与叙述关系上，叙述大于描写。他往往把人物放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去，让人物通过自身的言语和行动完成对其形象的塑造。同时又尽量避免传统小说中单纯追求故事情节，不侧重人物性格完整性的缺点，力求使人物与故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其作品中极少静止的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这是因为景物描写与心理刻画会拖慢故事的叙事节奏，造成农民阅读习惯上的不适应，使得他们往往只读一两页，“就没有耐心读下去”（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但赵树理并不是完全抛弃了景物描写与风靡一时刻画，而是根据传统评书体小说的写作习惯，将它们融合进故事情节的叙述当中，情景交融，加快了故事的叙事节奏，从而更适应农民的欣赏习惯。
　　赵树理作品的叙事风格是简约、明快、幽默。其简约明快来自于重视故事的完整性与节奏感，其幽默出自于生活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40年代的解放区，各种封建旧道德、旧思想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步确立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时，这“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于是赵树理在表现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的二诸葛们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冷峻批判的调子，而是特意捕捉他们身上的陈规陋习，并且让这些陋习与新生活相映存在，从而产生出一种荒谬感和喜剧气氛。此外，其叙事风格的形成，与其在语言上的刻意追求密不可分。他以人民群众的口语为基础，适当吸收评书语言和现代汉语的一些新词，经过精心的选择，提炼加工，形成了其特定的通俗简洁、诙谐幽默的语言特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大的生命力，深受农民喜爱，也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农民作家”。
　　[作品选析]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
　　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于1943年9月出版后，立即在解放区引起了轰动，仅半年时间，就在解放区发行了三四万册，群众自发地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奠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坛的地位。
　　故事写的是农村中一对青年男女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及恶霸势力的阻挠，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之下，成功地自由恋爱的故事。小说共12回，1－5回是故事的开端，主要介绍时间、地点、社会背景，各种人物也依次登场，进行完必要的铺垫之后，6－11回是故事的发展和高潮，也是新旧、善恶两种力量全面对抗的阶段。故事几乎是平行地沿着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一个是小二黑、小芹同二诸葛、三仙姑等旧守势力的较量，一个是同金旺、兴旺等邪恶力量的斗争。12回是故事的大结局，小二黑、小芹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婚姻自主的权利。
　　在各类人物中，二诸葛和三仙姑可为一类。他们深受封建迷信思想及小农意识的毒害，愚昧、盲从、迷信，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反而以封建传统思想为框架，来约束儿女们追求自由民主新生活的正当要求。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的干涉自然得到了儿女们的一致反对，最后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之下，终于改变了认识，提高了觉悟。与他们相比，小二黑、小芹则代表了新一代农民的形象。他们大胆追求自由恋爱，敢于同任何反动势力、落后思想展开斗争，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的幸福靠自己争取。作者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全新的理想与追求，使他们完全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些受尽欺压与凌辱的悲剧性农民形象，而是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变革给农民的精神面貌注入的新的血液与活力。正如周扬所说，这就小说写的并不仅仅是男女恋爱的故事，而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封建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此外，文章的语言朴实生动，幽默风趣，表现力很强，真正做到了语言的通俗化与艺术化的有机结合。
　　[作品选析]
　　李有才板话赵树理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同年发表。小说围绕着阎家山改选新政权与减租减息两个问题，表现了根据地创建初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真实描写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阎家山过去曾被山西军阀长期统治，村中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抗战以后，这里成了根据地，可是恶霸地主阎恒元，依靠阎喜富、刘广聚等爪牙走狗，仍然操纵着村里的实际政权。他拉拢蜕化变质的干部陈小元，欺骗来村里指导工作的章工作员，欺压贫苦农民，在村中一手遮天。面对他的****统治，李有才和“小字辈”农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由于缺乏经验而失败。最后只是在老杨同志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脚踏实地深入调查并且成立了工会，组织农民进行斗争后，才推翻了阎恒元的统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众多人物当中，李有才性格较丰满，他诙谐幽默而又韧性十足，利用快板的形式与恶霸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小字辈”青年农民系列面目比较模糊，缺乏个性，但他们毕竟是农村中涌现的新型农民的代表，其典型意义不可低估。而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思想与落后意识的老秦的形象，则提醒人们：农民要想获得真正的思想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农村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使《李有才板话》成为赵树理一系列“问题小说”中的精品。艺术形式上，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全文共穿插了十三段李有才编写的快板。这种艺术形式具有强烈的说唱文学的痕迹，由于它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它不仅没有游离于全文之外，而且形象地塑造了各种人物性格，有效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全文格调欢快明朗，充满了一种暖融融喜洋洋的喜剧色彩。语言幽默风趣，平易自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