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人，原名树勋，30年代初期和40年代初期曾先后使用过“芸夫”和“林冬萍”的笔名。
　　孙犁自幼就对地方戏曲和民间文艺很感兴趣，上初小时曾读过《红楼梦》和《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上高小开始接触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们的作品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杂志。14岁时，孙犁考入了保定育德中学，并在这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期间，孙犁广泛阅读了大量关于文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对鲁迅、茅盾、叶圣陶、普希金、梅里美、契诃夫、高尔基等中外名家极为推崇，深为他们作品所感染。在校期间，孙犁开始了初步的写作活动。他曾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和一个剧本，题目皆不可考，内容分别是关于“一家盲人的不幸”、“写一个女戏子的不幸”和“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斗争，流露出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
　　高中毕业后，孙犁到北京投考邮电局未果，决意走文学创作之路，靠卖文为生，但最初很不顺利。为了谋生，他只好到各处市政机关和小学任职员和教员。1936年暑假后，他曾到安新县同口镇一所小学任教一年。在此期间，他有机会领略了白洋淀秀美的风光，了解了当地的民俗民风，这为他日后以白洋淀为背景进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冬天，孙犁加入了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在随后的几年当中，他随军辗转华北各地，从事宣传、编辑与教学工作。在抗战初期，孙犁写了很多作品，但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方面，文艺作品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经过了几年战斗岁月的洗礼，孙犁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加上长期从事相应的文学编辑工作的经验和中外文学大师的艺术熏陶，他厚积而薄发，创作了大量作品。小说《邢兰》、《一天的工作》、《战士》、《芦苇》、《懒马的故事》、《女人们》及诗歌《白洋淀纪事》等作品初步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其文学作品的主题与艺术手法也大致定型，即忠实于生活，致力于挖掘、讴歌生活当中美的事物；叙事简洁明快、语言质朴自然。
　　1945年春，孙犁和华北联大的学员一起，自冀西山区出发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他一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一面继续文学创作。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名篇，真实记录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激励，逐渐觉醒与反抗的斗争生活场景。其细腻委婉的艺术风格与独特的选材角度，使他在众多作家当中脱颖而出，并很快蜚声文坛。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孙犁随华北文艺大军返回冀中，并在此度过了整个解放战争阶段。这一期间是孙犁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了《碑》、《钟》、《“藏”》、《嘱咐》、《纪念》、《光荣》等小说及《织席记》、《采蒲台的苇》、《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等散文、特写、杂文、诗歌及其他文艺理论作品。此时，他的作品题材更加宽泛，清新细腻的风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艺术技巧也日趋成熟。
　　孙犁的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浓郁的抒情氛围，人们往往据此把他归入到浪漫主义一派中去，然而孙犁本人却一直对此持否定态度：“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孙犁：《文集自序》)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源于孙犁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可以描写政治，但不应简单地沦为政治的传声筒，更不应该等于同枯燥干瘪的政治条文，它所反映的应该是那种已经渗透到生活当中去，已经完全生活化的政治生活。为此，他甚至提出了“远离政治”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保持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脱离政治，逃避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事实上，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一直到建国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主题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正是在这种对政治生活“慢一拍”的反映过程当中，孙犁作品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孙犁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生经历坎坷。其中既有对真善美的极致的体验，也有对假丑恶刻骨铭心的印记。但他认为文学应该表现和宣传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描写那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催人奋进的事物，而那些接近悲惨的东西是不适宜在文中表现的，即所谓“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在孙犁看来，真善美的极致就是抗日战争：“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作品，表现了这些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在孙犁看来，抗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抵御外寇的卫国战争，更是一场激浊扬清，推动社会历史前行的进步运动。战争当中，人们高昂的民族意识、乐观的精神品质、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这恰恰又与孙犁致力于发掘和表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的文学主张相一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孙犁在作品中很少对残酷的战争景致做正面的直接的描写，因为战争本身意味着对有价值的生命的毁灭，是极残酷极丑陋的，与美的格调相左，故而不适宜在文中表现，相反，他更愿意采取侧面切入的方式，以纤细的笔触，精心选择包括家庭生活、爱情生活、劳动生产等日常生活场景，并且透过这些平凡的琐事，讴歌农民（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身上所孕含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整个时代的全貌。与其他抗战作品相比，孙犁的作品不是以慷慨悲壮见长，而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风云变幻”（茅盾：《孙犁的创作风格》），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激励，广大农村劳动妇女正逐步从旧的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的束缚之下摆脱出来，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走向革命的道路。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她们的觉醒与反抗较之男性更加艰巨。孙犁充分意识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孕含的丰富的美的内容。他说：“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孙犁：《文集自序》)“她们在抗战年代，所表现出的识大体、乐观主义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地步。”（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于是在孙犁的作品当中，青年妇女的形象就常常处于中心位置。如《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吴召儿》中的吴召儿、《瓜的故事》中的马金霞、《山地回忆》中的妞儿、《“藏”》中的浅花等等。她们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都表现出了高昂乐观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出走》中的王振中，勇于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坚定地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丈夫》中的媳妇，起先并不理解丈夫的抗日活动，认为他是在受罪，后来在实际的抗战当中，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认定了丈夫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并因此而深感自豪。《吴召儿》中的吴召儿担任向导，面对搜山的敌人，她勇敢地予以还击......正是这些活泼开朗、勤劳勇敢的年轻女性，构成了孙犁作品中特殊的人物形象系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一些正面描写、歌颂劳动妇女的作品，但像孙犁这样，始终如一地、自觉地以成长中的觉悟中的劳动妇女作为其作品的中心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并着重挖掘她们身上特有的人情美、人性美的优秀品质，还是很少见的。正是通过对青年妇女群体形象的塑造，孙犁歌颂了充满了美的内容的新时代的诞生，歌颂了激浊扬清，创造着美的革命，表现了自己对于“真善美极致”的热烈的追求，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了中国农村几十年以来所走过的曲折的历史道路。
　　1949年1月，孙犁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一直坚持创作，先后完成了中篇小说《村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创作，题材有所扩展，艺术技巧趋于成熟。1958年后，孙犁长期患病，创作很少，文革后，更是停止了写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评论、散文和回忆录，后结集为《晚华集》和《秀露集》等出版。
　　孙犁作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学追求与清新秀雅的艺术风格，在解放区作家当中独树一帜。在其直接影响之下，50年代中前期，在他身边集合了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人。他们自觉师承孙犁，表现出相近的美学追求与艺术手法，形成了著名的“荷花淀”派，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犁一生历经坎坷，他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认识。在长期的创作当中，逐渐形成了散文体小说的艺术风格，在文坛上独具特色，影响深远。
　　与赵树理注重故事的生动性与情节的完整性不同，孙犁的小说采用了淡化故事情节的手法。他的小说当中常常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是撷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场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以人物内在情感的流动而不是外在的故事情节作为基本的叙事抒情的线索，刻意追求一种散文式的抒情结构，表达一种对美的追求，一种对特定情绪的整体把握，如在其名篇《荷花淀》中，作者并没有描述故事发生的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重点描写了夫妻夜话，荷花淀伏击战及打扫战场三个场景，对其内容则采取粗线条勾勒甚至一笔带过。另外，在描写上，孙犁往往在叙事过程中穿插进一些景物描写，做到情景交融、情理交融，将生活本身的美提纯为艺术的美，营造出诗一样的意境，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表达了孙犁对于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人世间自由境界的向往。《荷花淀》中，孙犁开篇便描绘了水生嫂月下织席的劳动场面。那皎洁的月光，干净的院落，又薄又细的苇眉子，洁白的席子，透明的薄雾，新鲜的荷叶香，构成了一幅超凡脱俗的优美画面，衬托出女性的纯洁、宁静、深沉、温柔、浪漫，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孙犁尽量将作品压缩得很短,很简洁。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生动形象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性格,他往往抓住人物形象中最重要、最特殊的部分以及和故事情节发展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这样就能达到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孙犁：《人道主义·创作·流派》）。即使他描写的只是众多生活场景中的一幕，但由于抓住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本质的特征，往往能够收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山地回忆》是孙犁的名篇，作品通过对一系列日常生活片段的描绘，集中笔力刻画了妞儿及妞儿一家人的美好心灵，反映了军民鱼水情深。故事一开始，我和女主人公在河边相遇，发生争执。妞儿说道：“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面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语气“生硬”，态度“蛮横”，让人觉得她不近情理，其实这只是她个性爽直，有意同我开玩笑而已。当她得知我在冬天仍没有袜子时，便执意要为我做一双。我去了她家，她嘴里说着：“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就用家里仅剩的一块布给我缝了一双结结实实的袜子。最后笑着问我：“这样坚实，保你穿上三年，能打败日本不？”对妞儿，孙犁甚至不惜舍弃了肖像描写，把笔墨集中起来，着力表现她那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把妞儿貌似尖刻，实则热情泼辣的坦荡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犁“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孙犁：《文艺学习》）。他将在生活当中提炼出的鲜活的大众语言，与自己的创作个性有机融合在一起，绝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其语言以白描为主，不事修饰，“把语言的通俗和优美，简练与细腻、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浓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行云流水，却又状物传神，形成了清新、明净的语言风格。”（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与地方色彩。在现实主义的整体创作原则之上，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有时他也采用一些比喻、排比、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如《吴召儿》中，他这样描写她的行动：“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象是在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作者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作品选析]
　　荷花淀孙犁
　　《荷花淀》是孙犁的名篇，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以抗战为总背景，描写了白洋淀边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年轻的农村妇女们，经过战争的洗礼逐渐成长的过程，赞美了劳动人民身上所孕含的至真至切的人情之美。全文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集中体现着孙犁小说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
　　小说的主人公水生嫂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当她得知丈夫报名参军时，因顾及家庭生活的负担和对夫妻生活的留恋而依依不舍。可考虑到丈夫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又不好拉后腿，于是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支持了丈夫的举动。几天后，经历了荷花淀伏击战的青年妇女们被丈夫们的英勇行为所鼓舞，决定也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队伍，配合子弟兵作战。作者通过几个连贯的小故事，展现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青年妇女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及性格发展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她们淳朴、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
　　为了避免由于篇幅的短小而造成的描写上的粗疏和结构框架上的松散，作者并没有描述故事发展的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重点描写了夫妻话别、荷花淀伏击战及打扫战场三个典型的场景，对其他内容一律粗线条勾勒甚至一笔带过，力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故事本身转移到故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美的极致。同时，作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通过对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来表现其心理活动；加大景物描写的力度，深化抒情色彩。文章之初对水生嫂月下织席场面的描写相当精彩，使文章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意，表现了作者对生活中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及深深的陶醉感，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荷花淀》行文流畅自然，语言清新质朴，富于感情色彩，把劳动生活及战斗场面写得极富诗意。其清新细腻的风格，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喜爱和赞许，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