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十年当中，解放区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诞生到逐渐繁荣的发展过程。抗战爆发以后，解放区文艺界便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各种通俗化、大众化、小型化的艺术种类如街头诗、报告文学、通讯特写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小说的创作却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与街头诗、报告文学等能够对现实生活做出迅速及时反映的艺术种类相比，小说创作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典型化要求，而抗战初期解放区高昂却又略显浮躁的抗战气氛制约了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与体验。二是因为解放区原来的文艺基础比较薄弱，一大批后来在文坛大放异彩的小说作家如赵树理等此时正在磨练当中，艺术上尚未臻于成熟。而大量从国统区、沦陷区及其它抗日根据地过来的作家对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尚不熟悉，缺乏更深层次的感悟，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此时较优秀的作家是丁玲。她于41年先后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一系列小说，暴露了解放区军民当中残存的封建思想及各种落后的小农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深度。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指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使众多文艺作家明确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他们纷纷深入生活，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以新的表现手法，新的语言展现了解放区的新人新貌，使解放区小说创作迅速繁荣起来。受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域环境的影响，农村题材和军事题材最为人们所关注。赵树理和孙犁都是以对农民形象的整体把握赢得巨大声誉的，但他们两人的作品在切入生活的角度、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共同闪耀着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代表了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除此之外，以农村题材进行创作的还有康濯、孔厥、秦兆阳、葛洛、马烽、西戎、束为等人。康濯写有《我的两家房东》，通过拴柱与金凤的爱情故事，反映了解放区农民摆脱封建旧思想、旧传统，追求自由恋爱的新气象。作者着眼点虽然只是普通百姓的男女爱情，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在解放区，随着农民的翻身解放，农村中新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正在逐渐形成。其文章朴素、自然，不加修饰，人物性格也塑造得较为成功。孔厥的《苦人儿》则描写了一童养媳与丈夫之间无爱的婚姻，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及传统思想给青年男女精神上带来的苦痛。土地改革是解放区农村社会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使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许多作家都以土改为背景进行了创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堪称其中的精品。此外，欧阳山的《高干大》和柳青的《种谷记》也是以农村为舞台背景，暴露了革命队伍内部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及主观主义等不良习气给革命事业带来的负面效应，描写了共产党人及人民群众同他们的坚决斗争。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时代性意义不可低估。
　　军事文学实际上是农村题材的扩展与延伸，因为绝大部分解放区战士实际上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及英雄事迹，也为军事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使得作家们的这种创作更加自觉。其代表人物是创作了《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等名篇的刘白羽。此外，西戎的《英雄的父亲》、邵子南的《地雷阵》等也写得有声有色。如果从此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解放区英雄传奇小说(革命传奇)亦可视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其作品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传奇性特点，运用章回体小说形式，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等。
　　在解放区，知识分子独立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确立，他们是作为工农兵联合、团结改造的对象出现的。这样就使得解放区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很少。在仅有的几部作品，如思基的《我的师傅》和韦君宜的《三个朋友》等作品当中，表现的也都是知识分子自我否定和真心真意在工农大众当中去改造自己思想的自觉愿望。当40年代国统区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题材创作高潮的时候，在解放区文学中，因形势与环境的原因则掀起了一个写工农兵的热潮。受现实条件的限制，解放区小说中工业题材的作品也很少。草明的《原动力》是其中的优秀者。作品描写了东北一个水电厂在解放后复工过程当中，广大工人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修复工厂，取得安全发电的全过程，表现了工人阶级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这一主题。
　　纵观这一时期的解放区小说，由于受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独特景致：其主题不外乎是敌我斗争以及人民队伍内部先进带动落后，旧我更新及新人成长这些固定套路；艺术形式上追求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审美倾向，更多地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学当中汲取营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同世界进步文艺的联系，有一定的封闭性；整体风格欢乐、明朗而单纯。考虑到建国以后解放区文学发展成为新中国的主流形态，本时期解放区小说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