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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十年,尽管受战乱的影响,国统区的散文还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部各种样式的发展程度亦不尽相同。在抗战初期,报告文学迅速占领文坛,成为文学的主流。抗战中后期,随着抗战的持续发展和进一步深入,现实生活中一系列不利于抗日、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日益凸现。此时杂文开始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更适合抒发个性的抒情性散文受大环境影响,在抗战初期失去了自己的位置,随着梁实秋等人创作实践的带动,在四十年代,它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出现了一批艺术上趋于成熟的佳作。此外,记叙性散文和游记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激励,绝大多数作家都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当中去。他们或是随军作战,亲临前线采访;或是在实际的救亡与战斗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此时,文学的审美、艺术性等特征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被人们自觉抛弃。为了实际的抗日救亡,人们更加看重的是文学的宣传效应。于是那些能够迅速直接地反映抗战生活的文学体裁就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机会。报告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凭借其自身的新闻性与纪实性的优势,迅速占领文坛的。评论家指出: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刊物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过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情期待着每一篇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文学。在这种情况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了。”据统计,仅1937年下半年至1939年,在上海、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就有40多本;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的繁荣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在林林总总的报告文学当中,描写我军在正面战场同日寇作战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范长江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奔赴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写下了《芦沟桥畔》,及时记录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侵略者的情景,赞扬了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祖澄的《孤军八百》以淞沪会战结束,国民党大撤退为背景,记录下了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勇士同敌人浴血奋战的事迹,笔触所及,感情真挚而热烈。八百勇士的事迹也随之传遍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丘东平的报告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丘东平的抗战作品融小说的典型性与报告文学的纪实性于一身,具有两种文体的交叉性质。这里我们姑且按照报告文学来处理)。代表作《第七连》,连长丘俊在目睹了抗战初期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后,并没有消沉,也没有感伤,而是更加顽强地坚持斗争,最后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一个连长的遭遇》和《友军的营长》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无论是连长林青史还是长脸营长在率众突围后,都遭到了被枪决的命运。他的作品,一方面描写了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国的新一代军人正从旧军队中蜕变而来,歌颂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条件下顽强作战的昂扬斗志;另一方面,他绝不回避现实矛盾,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尖锐地指出了国民党旧军队存在的弊端,以及由此给抗战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他的一些作品当中,对共产党军队灵活的游击战术亦有所涉及。丘东平的作品悲壮激烈,颇有震撼力量。尽管其作品亦有不足之处,如艺术性不强,有速写式的倾向;人物刻画上有时不够深入;遣词造句上略显晦涩生硬,不易理解等,但丘东平在抗战初期报告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仍不可小视。除此之外,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等描写了广大民众自发抗战的高涨情绪;曹白的《生命,在这里呼吸》、《在死神的阴影下面》、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描写了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黄钢《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等,则暴露了敌人的丑恶面目及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报告文学鼎盛的背后亦隐藏着不少问题,很多通讯报告文学完全是为时间所迫,仓促之间写出来的。“只有’报告‘而没有’文学‘......和一般的新闻纪录相同。”(罗:《抗战文艺运动鸟瞰》)经过三年的热潮之后,一方面抗战形势趋于稳定,使得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纪实性受到影响,从而也就使它失去了原有的轰动效应;而国民党当局加强对报刊图书的控制,查禁“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的“反动言论”也人为地阻碍了报告文学的正常发展。以后虽然也有个别优秀作品出现,但从整体上讲,报告文学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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