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以来，各种宣传抗战的功利主义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很多作家都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个性融入到历史大潮当中去，为抗战文艺摇旗呐喊，在这种情况下，更强调抒情个性的抒情性散文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于是在抗战之初，它几乎消失殆尽。直到40年代，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它又才重新发展起来。重庆的《大公报·战线》、《中央日报·平明》、香港的《星岛日报·星座》等众多刊物的副刊都成了散文小品的重要园地。巴金、李广田、冯至等人的散文写得有声有色。当然，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环境的制约，本时期的抒情散文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从表现形式上说，大多是散文小品、散文诗一类短小凝炼之作，又大多采用比喻、象征、寓意等间接抒情手法，写得曲折含蓄。通常出现的意象是曙前、冬夜、寒风、冰雪、星光、烛光、黎明、春天之类与黑暗和光明、现实与理想、今天和明天等与矛盾冲突相对应的景物和时序，从而曲折透露自己的心曲，隐约把握到了新旧社会处于生死决战关头的时代的脉搏。
　　巴金是一位极勤奋的作家，本时期结集有《梦与醉》、《黑土》、《无题》、《龙、虎、狗》、《废园外》、《旅欧杂记》、《怀念》等。巴金的散文并不追求生动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而是注重以情动人。他往往能在普通的景物描写或故事叙述当中融入自己深深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其名篇《废园外》这样描写被日寇轰炸后的废园的残败景象：“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倾塌了。”尤令作者感到悲哀的是“二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全文没有一句血泪声声的控诉，然而在其平静的语气当中，一股清愁哀怨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催人泪下。《先死者》描写炮火洗劫下的灾区景象：砖头、木片、灰尘、废墟、瓦砾、死者......，然而作者并没有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深情地写道：
　　“他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他们所爱的土地，对这土地他们尽了最后的力量了。以后应当由我们来继续他们的工作，由我们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哀悼他们。我们倒应该尊敬他们。他们并非不幸的、徒然的牺牲者。他们用血来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这样的血是会发出光辉的。”
　　在这里，深深的悲痛已经转而化成对人民的赞颂，对未来工作的承诺，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及民族自豪感。景象虽是衰败的，格调却高昂乐观。
　　身处抗战，绝大多数作家都力图将自己的个性与整体的抗战气氛有机结合起来，既关注社会、人生，又保持独立的创作原则。但也有一些作家游离于社会主潮之外，并不直接干预现实生活。他们或谈天说地，或写民俗民情，或议论人生百态，或侧重幽默闲适，各具特色，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隐逸世界里。其典型者有梁实秋与沈从文。
　　梁实秋于1939年后陆续发表了《雅舍小品》。“雅舍”指当年秋天他在重庆远郊与朋友合资购置的一栋平房。房子“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屋内的老鼠“使得人不能安枕”，蚊子则“聚蚊成雷”。如此恶劣的环境，梁实秋却安然命之曰“雅舍”，并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觉可爱”（《雅舍》）。言语之中流露出一种超然独立、悠然自得的心境和平和豁达之气。类似的格调在许多文章当中都有所流露。如《音乐》中，他欣赏的是“风声雨声，虫声鸟声”那样“自然的音乐”；在《客》中，他向往的是“风雨故人来”，“把握言欢，莫逆于心”那样的神交境界；在“雅舍”中，他安享的是“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然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的恬淡生活，追求精神上的娱悦与洒脱。总之，他的散文，有意回避社会热点话题，而多以一些琐屑平常的生活为对象，在娓娓道来之中融入自己对生活的认知、理解，表现出一种幽默达观的人生旨趣。他的文章，不适宜抗战的总格调，却颇有一种俯仰自得、优游自由的中国古代的雅士风度，温柔敦厚，舒缓自如。《雅舍小品》自问世以来，风靡文坛，数十年来一直持久不衰，成为抒情性散文小品的精典之作。
　　1937年，沈从文一路颠簸，辗转来到大后方，后又回到湘西，写下了散文集《湘西》。在《沅陵的人》、《常德的船》、《凤凰》等篇中，他记录下了湘西诗一样优美的自然景观，回顾了历史悠久的湘西楚文化，描述了湘西所特有的赶尸、匪患、游侠、放蛊等民俗民情，更为湘西人淳朴热情的民风所深深感染。然而与此同时，他也为湘西的保守落后而深感惋惜。在他眼里，“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其原因就在于“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这两种缺点合而为一，于是就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放在眼里。”(沈从文：《〈湘西〉题记》)在《泸溪、浦市、箱子岩》中，作者先是回顾了湘西历史上无休止的战乱及落在人们身上的种种不幸命运，继而悲哀地感叹：“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进展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方式看，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相对于他的小说，沈从文的散文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他对历史人生的种种感悟，寄托了他寂寞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