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江苏无锡人，为古文家钱基博的长子。他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潮有深层把握的现代作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于1935年和杨绛结婚。同年考取英国留学名额，在牛津大学英国语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归国，历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等职。1941年他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次年，又出版长篇小说《围城》。
　　长篇小说《围城》写于1945－1946年，其时正值钱钟书困于沦陷区的上海，用了两年的时间，“锱珠积累”地写完。到1949年，连续重印再版。小说发表后，曾受到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但《围城》问世半个世纪来，也经历了“从热闹到寂寞，又从寂寞到热闹”的过程。解放后的30年间，国内一直没有再版。1961年美国出版的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还对《围城》作了极高的评价，称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围城》逐渐引起了各国学者和汉学家们的重视和好评，特别是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以后，《围城》英、俄文译本首先问世，接着又被译成法、德、日、捷克、挪威等文。在国内1980年11月，《围城》的评论和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围城》所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美和好评，是因为它显示出的深刻哲学意蕴和它作为一部“学人小说”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它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全书分9章，23万余字，书名《围城》取自法国的一则古语，含义是：爱情、婚姻或某一种人生，就好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而城里的人却想逃出来，似此往返，没有了局，表达了一种“忧世伤生”的情绪。作者在《围城》初版序言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作品中所写的“某一些人物”，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受过洋化教育的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上层知识分子；“某一部分社会”，是指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里，由这些人所组成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天地和他们毫无理想、空虚、无聊而昏暗的生活境遇与人生道路；“基本根性”，则是讽刺这一类人物在病态的、畸形的旧中国社会里所形成的崇洋、自私虚伪、软弱、动摇等性格和心理。这是作者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又是二十世纪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中很有特殊性的一部分人和“个别”的人生场景。在《围城》中，作者以他深切的感悟和高超的讽刺笔法，把这一切都真实、生动、细腻而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力透纸背，堪称一部新《儒林外史》。
　　方鸿渐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他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里，父亲是前清举人，是江南一个小县城里的大绅士。鸿渐还在高中读书时，就随家里作主订了婚。上大学后，受到现代风习影响，眼红别人谈情说爱，也曾“发了几天呆”，后壮着胆子写信到家里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一封来信，又训得他连忙讨饶。后来未婚妻夭折，他快乐之余，又出于怜悯给岳丈去信表示慰问，结果颇得岳丈欢心，出巨款资助他出国留学。这样的出身、经历、教养，使得他成为一个不更世事的纨绔子弟式人物，并造成他虽善良而又软弱、动摇，有些小聪明但却虚浮、无能的矛盾性格。他是个无用的人，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中文的还要到外国留学，本已荒唐，而他到欧洲又混事懒散，“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最后为了满足父亲和挂名岳父的愿望，自欺欺人地买了一纸莫须有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结业回国，连自己也羞于提起它了。在事业上，他毫无理想，得过且过，但社会并没有给他安排好向上的坦途，弄得他屡屡碰壁，最后仍免不了失业。在生活中，他免不了荒唐、孟浪，有自己所爱的人，却又缺乏勇气和果断，一再受挫，后来虽冲进了爱情的“围城”，又在种种矛盾中束手无策。在他身上，有着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秩序的绝望，也有着古老社会和传统精神的影响；有着二十世纪文明的熏陶，也有着对西洋文化的鄙夷。可以说，方鸿渐是时代的产儿，在他身上，反映着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们还年轻，来到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只有冲破自身的局限和昏暗的社会“围城”，他们才会有新的生路。
　　方鸿渐是一个审美内涵极为丰富的艺术典型，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劣根习性的批判。方鸿渐对事业、人生的软弱，被动、缺乏进取，庸懒虚浮，得过且过，就是传统文化铸就的品格。他虽留过洋，但主宰他行为的依然是旧的文化根因，这使读者在中外文化碰撞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小说中除方鸿渐外，还写了李梅亭、韩学愈、褚慎明、汪处厚等诸多“儒林中人”，写了他们的畸形、病态、崇洋、动摇卑劣与堕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围城》确实写出了那些“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它将人物的境遇和社会文化内容相结合，充满深刻的哲理意蕴，显示出它的丰实。
　　在艺术上，《围城》独树一帜，作者“以小说见才学”，成为一部知识密度相当大的现代讽刺小说。具体体现在：
　　细腻、深刻、绝妙的心理描写。正如唐?所说：“我以为《围城》最大的成功是它的心理描写，钟书的主要风格也建立在这上面。”比如写方鸿渐第一次请唐晓芙到外面吃饭。方鸿渐早早来到饭店，却又拿不准唐小姐究竟能不能来，心理焦急而又十分矛盾：“他虽然耐心等着，早已不敢希望。点了一支烟，又捺灭了；晚上凉不好开窗子，怕满屋烟味，唐小姐不爱闻。他把带到银行里偷空看的书翻开，每个字都认识，没一句有意义。”一段文字，几个细小动作，就把方鸿渐此时此刻烦躁和无可奈何，细小而又矛盾重重的情绪和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犀利、深邃、妙趣横生而又令人深思的讽刺，是《围城》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特点。在广泛运用讽刺笔法时，作者擅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人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心理特点，一切仿佛都是毫不费力，信手拈来的，却涉笔成趣，浑然天成。其中又往往凝聚着作者对讽刺对象的透辟认识无情批判和对种种腐朽的社会现象、昏暗人生、丑陋灵魂的满腔义愤和大胆否定。这就使作品中的讽刺不仅幽默风趣，而且犀利、富于某种哲理性，引人深思。比如，作品在叙述了方鸿渐留学过程后写道：“学国文的出洋深造，听起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既讽刺了方鸿渐一类人的留学观的虚伪，又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崇洋媚外，不尚实际的风尚和社会的动荡。
　　《围城》的第三个艺术特点是语言精炼生动，善于做丰富贴切而又形象精辟的比喻，有人统计，一部《围城》中所用的比喻的数目，多至好几百条。如作品中写唐晓芙不事粉饰，具有自然美，说“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象政治家的大话，大而无当”。形容孙太太对方鸿渐、鲍小姐的嘲讽时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象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都很巧妙、贴切而隽永，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由于作者是位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素养的学者，所以作品还大量地引用了中外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典故。它使《围城》更像是“学人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小说的普及性，但也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故事梗概]
　　围城钱钟书
　　方鸿渐是一位曾在欧洲求学多年的归国留学生。但欧洲的现代教育虽然有先进和知识，却没有给他提供足以信赖的人生理想。他不满当时国内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不以得博士文凭为念。但为了满足父母和亲友的虚荣心，他在回国前夕不得不花钱买了一张假博士文凭。1937年7月下旬，在抗战的炮火声中，方鸿渐带着这张假文凭回到了上海，与逃避战火的父母在上海汇合。在上海逗留期间，方鸿渐又碰见了同船回国的女文学博士苏文纨，并由苏文纨结识了她的表妹唐晓芙，以及报社的记者赵辛楣和新诗人曹元朗等。在淞沪战争的硝烟中，这群知识分子间也爆发了一场情场角逐战。赵辛楣倾心于苏文纨，但这位政务院参议的女公子却有意于方鸿渐，而方鸿渐却爱上了清新可人的唐晓芙，不愿领苏文纨的情。苏文纨恼羞成怒，便在唐晓芙面前搬弄是非，致使唐晓芙与方鸿渐断绝了关系。在报复了方鸿渐之后，苏文纨又抛开痴心的赵辛楣，嫁给了狗屁不通的诗人曹元朗。在情场失意后，方鸿渐和赵辛楣应聘去新成立的三闾大学任教。同时应聘的还有李梅亭、顾尔谦和孙柔嘉。他们结伴而行，一路备历艰辛。终于抵达设在湖南一个偏僻县城的三闾大学。但三闾大学并非清静之地。教师们之间明争暗斗，闹得不亦乐乎。方鸿渐、孙柔嘉等经过一番挣扎才勉强站住了脚。但接着政治流氓行径又开始困扰着比较正直的师生们。政客式的校长高松年和庸俗下流的训导主任李梅亭狼狈为奸。他们强制推行所谓导师制，要求教师随时随地调查、矫正并向当局汇报学生的思想。这种行径受到赵辛楣和方鸿渐等人的抵制。李梅亭限制教师们的正常娱乐和男女社交，他自己却在镇上宿娼。高松年对中文系主任汪处厚的年轻太太垂涎已久，他怀疑赵辛楣与汪太太有染，便带人捉奸。赵辛楣羞愤难忍，辞职去了重庆。赵辛楣走后，倍感孤寂的方鸿渐便和孙柔嘉率尔订婚，等到新学期开学，校方因方鸿渐房中有《共产主义》一书，便借故将他停聘。失业后的方鸿渐只好偕孙柔嘉离开三闾大学，重回上海。在途经香港时，而人匆匆结婚。
　　重回上海后，方鸿渐在一家报社任资料室主任，孙柔嘉则在其姑母--某外国纱厂的人事科长手下工作。此时的上海租界地区已成了一片孤岛。在这孤岛般的城市里，方鸿渐更感到拥挤中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家庭成了他唯一的庇护所。但不久他就发现家庭也靠不住。他父母的旧式大家庭使他感到格格不入，而他和孙柔嘉的小家庭也很快就失去了安静。方鸿渐供职的那家报社因抗日言论受到恐吓与警告，他和主编一同辞职。孙柔嘉要丈夫到其姑母手下做事，方鸿渐又看不惯她这位姑妈的洋奴气。夫妻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结果，孙柔嘉离家而去，断绝了与方鸿渐的关系。在作品的结尾，走投无路的方鸿渐昏睡在床上，没有梦，没有感觉，如同一具死尸。这时方鸿渐父亲送给儿子的新婚礼物，一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挂钟从容不迫地敲起来：“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