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省新繁县人。1919年考入新繁县高等小学，由于校长是“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侄子，得以自由阅读《少年中国》诸刊，受到新思想的影响。1925年夏，艾芜因受“劳工神圣”口号的引诱，又因包办婚姻的逼迫，他离家出走，踏上了去南洋半工半读的漂泊之途。他在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漂泊了五、六年，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各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几年间，他多是与商队、马队、小贩、轿夫结伴同行，在昆明当过红十字会所的杂役，在滇缅交界的克钦山茅草地的山家店兼作扫马粪的店伙和家庭教师。流落仰光街头之初，贫病交迫，为万慧法师收留，并在与华侨报社的接触中，开始了初期的小说、散文试笔。1931年因支持缅甸农民暴动被押送回国，不久便参加左联。奇异独特的人生阅历和不断增强的现代意识终于迸射出璀灿的艺术灵感的火花，1935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从而在文坛上一举成名。其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中篇小说《芭蕉谷》、《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江上行》，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荒地》、《石青嫂子》等。这一时期的作品笔调清新明快、朴实自然、富有抒情味。抗战爆发后，逐渐以谨严沉郁的现实主义手法取代了早先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
　　可以说，艾芜是阅读了生活这本书之后才开始创作的。如他自己所说，他是把自己“历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他注重描写南国风光，描写滇缅边境地区和东南亚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异域情调和旖旎风光，为现代小说开辟了新天地。《南行记》中的八篇小说，都是作者漂泊生活的反映，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存在一个克服苦难、砥砺自我，直面人生，苦志劳形的主体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小说往往采取第一人称，如朋友一般向读者直抒胸臆，这个自我主体形象是一个漂泊的平凡人，又是一个坚韧的苦行者，毫无无病呻吟之态，多有承受苦难的生命意志。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写“我”流落昆明、走投无路的窘迫生活，但“我”仍然顽强地挣扎、奋斗，“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以这样一种受社会播弄，又不向社会屈服的顽强生命力去观照滇、缅地和异邦的“化外”人生，必然发现一个奇特的、令人惊慕又令人悲愤的“世界”。《南行记》写了滑竿头、马头哥、流浪者、强盗、小偷、商贾、走私贩，以艺术家的独特见地，煞费苦心地从这些人物野兽一般的人生外壳中、剖剥出珍珠一般的人性内核来。《山峡中》是南行记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也被公认为艾芜早期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我”与以魏老头为首的一伙山贼的相处经过，向读者展示了人生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角落，一群看似残无人性，实则胸襟开阔、豪侠仗义，极富同情心的“山贼”，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作家写的是远离时代大潮流冲击圈的人物，但他对人性的解剖和探索并没有疏离现实的社会矛盾。《松岭上》描写云南西部山家店中一位杂货贩子，这个老人雇“我”当伙计，每晚在油灯下给洋线团里缠进烂布线，白天替他挑着货担，向山村夷人做小买卖，黄昏挑回茶叶和鸦片。他自称一生只有两个“女儿”，就是酒杯和鸦片烟枪，“她们比我的命还贵重”。在对“我”满意之后，愿把一个“女儿”嫁给“我”，任我挑选酒杯或烟枪。可是一位秃头小贩却在背后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杀人犯。年青时给地主当长工，偷米回家养口，却被地主吊打，并逼奸妻子。他便提刀杀尽老爷一家，并杀尽自己的妻子儿女，逃亡出来。不过，“我”很难把这个充满好意的白发老人和那个下凡杀星联系起来。他在做生意时，总是抚摸着围观的小孩的头发脸蛋，与女人讨价还价，全然是一个有趣的老滑头。小说是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中，挖掘人物的精神变态和兽性暴发的，又在他的买卖行为中剖示了那种对女人和孩子并未全然丧失的人情味。但这种久经扭曲的人性又被辛苦和孤独重重包裹着，一心只想着以亦商亦骗的行为，来“养活”自己终生难离的酒、烟两个“女儿”。因此，他看见“我”用好线团向一个上当的年轻姑娘换回杂有烂布线的线团，就笑“我”见了姑娘就变傻了。“我”也就决心离开他，“因为，我以为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的”。小说并没有满足于对于人性扭曲的社会根源和人性扭曲后残灰冷炭的开掘，而是执著追求人性在未来的健康发展的。
　　艾芜自三十年代正式步入文坛，就展现出了他清新明快、朴美自然，富于抒情的艺术风范。在《南行记》一类极有特色的作品中，他把抒情与叙事，自然与人融合在一起，令人在饱览边陲风光和异国情调之时，获得一种诗画交融的审美趣味。他的前期小说，在人迹罕至的茂朴而疏野的自然中，寻找与都市生活迥然异趣的“原始美”。《山峡中》那伙过着“刀子架在颈子的”生活的奇特的人，就是生存在那块近乎原始苍莽的奇特境地。他的一些作品还刻意写“风俗”，以描摹某种奇特的原始信仰仪式和古老文化沉积的方式，牵动历史和现实，连接乡风和民情。他后期的小说，则渐次从自然明快，奇特酣畅转向了朴实悲慨。在他前期的部分小说中，人是被大自然包围着的，社会家庭的礼法束缚相对地淡化，因而带有一种纯朴而强悍的野性。后期小说中的人，则被重重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裹挟着，拖累着，羁勒着。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更多地变成人的心理情绪的衬托，环境描写也带上了黯淡的世俗，从而实现了他的由明快而悲郁的风格变调。
　　[作品选析]
　　山峡中艾芜
　　《山峡中》是《南行记》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被视为艾芜的代表作，也是三十年代前期屈指可数的短篇杰作。
　　作品以荒蛮凶险的山川江为背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用散文化的抒情笔调，集中描绘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偷盗集团在两昼夜内的行踪，真实勾画出这群被黑暗社会制度抛出正常轨道的人，由于找不到正确道路，被迫过着流浪和偷盗生活的悲惨处境，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们作为正常人的感情世界，从而抨击了扭曲人性的不合理社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一个阴郁的夏夜，“我”随同一队强盗由市集回到峡谷中破败而荒凉的江神庙。这队强盗有一种残忍的“人生哲学”，作为首领的魏大爷向徒众传授的学问是：天底下对待我们残酷的人多若苍蝇；“吃我们这行饭，不怕挨打就是本钱”；“我们的学问”，“一句话，就是不怕和扯谎”，“在这里，怯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在那个“叫人活不下去”的社会中，这群铤而走险的人扭曲了灵魂，带上强悍残酷的野兽性，从中建立生存的自保系统。魏大爷的女儿，那个整天抱着木头人儿的油黑脸蛋的年青姑娘野猫子，她和“我”在集市上人假扮农民小夫妻协助同伙偷盗，东挑西拣，分散布摊老板的注意力，又把祸水引向小黑牛，使布摊老板只顾毒打小黑牛，而造成其余同伙大下其手的机会。这个老实而苦恼的农民小黑牛因妻子被张太爷霸占，到这个强盗世界落草，而在挨了一顿毒打后呓语“我不干了！”想重新回到张太爷为非作歹的世界。但是，这个对强盗行踪知道得“那么多”的人，是不会被“白白放走的”，“野兽”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系统的，于是小黑牛就在黑夜中被抛进峡谷江流里了。“我”发生了怀疑：“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我”不想再过“吃人血馒头”的生活，而想离开这个强盗群了。第二天，强盗们出去“发财”了，只留下我和野猫子，当她知道“我”有离开的意念之后，就带“我”去耍刀，“我”一刀仅砍进树木半寸多，她却砍进三四寸，问“我”怎么走得脱呢？恰好这时有十几个灰色小兵护卫老爷、太太路过，还盘问“我”的职业行踪，这本是逃离残酷的强盗巨手的好机会，但“我”却和野猫子扮演成走娘家的农家夫妻，使野猫子脱险。于是追求光明的人性战胜了野兽性，在我酣睡之时，强盗们拔营他去，还给“我”留下三块银元。作家用细致而富于变化的笔，真实表现了这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既剽悍冷峻又善良淳朴的复杂性格，着重展现了他们不为畸形生活和扭曲人生所掩盖的劳动人民的本性。艾芜很善于刻画人物，往往用不多的笔墨就见出人性。草草几笔就使夜白飞的豪爽侠义，小黑牛的忠厚单纯，魏大爷的深谋冷峻跃然纸上。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主人公野猫子，她勇敢、泼辣、任性、狡黠。在她身上既有窃贼的烙印，又有天真、活泼、善良、幼稚的少女纯真，从而寄寓了作家对这群不幸人们更多的同情和不合理社会的谴责。作品并没有让野猫子们去自觉认识自己的悲惨境地，这更激起人们对其不幸产生同情和怜悯，从而看到黑暗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扭曲有多么严重，进而否定它，使它不能存活下去。在艺术上，小说充溢着浓烈的浪漫主义情调。这首先表现在主观抒情色彩和人物、故事的传奇性上。当小黑牛被丢进江心之后，作者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既批判了那个毁灭美好人性的社会，也预示了魏老头一伙的悲剧性命运。在大自然近乎原始苍莽的奇特境地：江横索桥，江水咆哮中出现了一群奇特的人，作者没有交待他们的来历，但他们都是被逼才来到这块非人之地，过着刀子架在颈脖子的生活，从而有力地展示主题。其次，表现在环境描写和气氛的渲染上。野蛮凶恶的山水，破败荒凉的神祠，昏黄微弱的残烛，再伴以小黑牛痛苦的呻吟与魏老头钢铁般的话语，不仅为读者描绘出阴森可怖的画面，而且也浓重地烘托了“山贼”的不幸命运，达到了借情出景，借景抒情的艺术境界，为作品增添了迷人的神韵。最后，故事悲剧的展开与山险水恶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水乳交融，既显示了乡土特色，又为作品染上浪漫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