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号一之，祖籍湖南湘乡，生于南京。他是中国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讽刺作家和幽默作家。张天翼自幼喜开玩笑，善摹仿，好讲故事，活脱风趣，富有幽默感。他先后当过职员、教师、记者、编辑，能够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和各阶层人物，为其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一个早慧的作家，在中学读书时就写过一些滑稽、侦探小说，投载于《礼拜六》等刊物。1925年考入北大预科，年底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黑的颤动》，始用“张天翼”的笔名。1929年在鲁迅、郁达夫主办的《奔流》上发表成名作《三天半的梦》后，创作日益丰富，艺术技巧也不断提高。他敏锐、勤奋而多产，在1929至1938年的十年间，创作了短篇小说近百篇，编为十二集：《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追》、《春风》、《畸人集》、《同乡们》、《速写三篇》；中篇小说《清明时节》；长篇小说《鬼土日记》、《齿轮》、《一年》、《洋泣浜奇侠》和《在城市里》。他又是继叶绍钧以后的童话大家，创作了《大林和小林》等不朽的童话杰作。成为当时有名的多产作家之一。1942年以后，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在可望产生更多杰作之岁月辍笔多年。解放后他曾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主编《人民文学》，又有影响巨大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鲁迅曾称誉张天翼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是不无道理的。他的小说面对现实，直面人生，题材新颖广泛，把幽默辛辣的笔锋伸向沉闷抑郁的城乡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在别具一格的喜剧世界中展开千姿百态的旧中国悲剧性的社会相，给当时盛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和感伤情调的文坛带来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首先，他的笔无情地鞭挞了小官僚、小政客、劣绅、太太、公子们的自私、贪欲、虚伪和冷酷。《脊背与奶子》写族权庇护下的荒唐无耻。族绅长太爷想调戏任三嫂，逼得她远走奚谷庄，跟上姓刘的情人。长太爷指使任三把她捆绑回来，在祖宗香火堂上公审她的“淫奔”重罪。鞭子把任三嫂的脊背打得皮绽血流，但长太爷睨视着她的奶子。其后又以逼债为名，强迫任三把妻子作抵押，按夜来服侍他。任三嫂装作顺从，骗他到桥头迎接，把他打肿脸，推倒于泥地，连夜与情人逃之夭夭了。长太爷没有因此失去身份，连他红肿的脸也相传是族中出了“淫奔之妇”气肿的。小说便是紧紧抓住淫邪之徒的道德说教和反道德行为的喜剧性矛盾，发出轻蔑而尖刻的笑。此外，《砥柱》、《善女人》、《呈报》、《笑》等篇目也用谐谑之笔揭露了绅士淑女们用“礼义廉耻”装饰起来的一个个污秽的“禽兽世界”。其次，张天翼还以相当篇幅鞭挞了小市民包括职员、店伙、仆役、嫖客、流浪汉等的灰色人生哲学和畸零性格。长篇小说《一年》以略嫌松散的结构和偶或夸张过度的文笔，绘下了在裙带风、闲聊风、打牌风弥漫下的官场社会中，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卑下势利及其幻想的碰壁。《稀松的恋爱故事》对主人公庸俗、无聊的性爱角逐予以尽情嘲笑。而《包氏父子》则是这类题材中脍炙人口的一篇。作品中的老包是一个公馆的门房，他当了三余年的仆役，唯一希望是儿子包国维从洋学堂毕业出来当官，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改换门庭，自己也当老太爷。为此，他不惜血本，攒钱借债送儿子去学费昂贵的学校念书，为了满足儿子，他甚至去偷主人家的头发油。然而父亲可怜而执迷的梦却为儿子的轻浮无用所粉碎，小包虚骄愚妄，对读书毫无兴趣，两次留级，最后终因打架被学校开除，老包也在这一打击面前昏了过去。可以说老包的“望子成龙”观念，是旧家族观念和幸福观念混合而成的习俗文化心理。作品将社会讽刺、道德讽刺以一种活泼的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探究了老包悲剧的客观社会根源。
　　抗战爆发后，张天翼由沪返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创作不多，却显示了他讽刺小说艺术的新发展。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谭九先生的工作》、《华威先生》和《新生》结集为《速写三篇》，揭露了抗战初期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阴暗面。《谭九先生的工作》塑造了在一片抗战声中假公济私和投机分子的形象,《华威先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国民党“抗战官僚”的典型。《新生》刻画了对抗战失去信心和热情的颓废分子的形象。《速写三篇》标志着张天翼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才华的新发展，其中《华威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颇负胜名的讽刺名篇，诱发了文艺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能否进行“讽刺与暴露”的论争。它是一篇敏锐深刻地切中时弊的明快速写，当一般作品尚在对抗战进行热情鼓动之时，他以喜剧的敏感反省抗战主体自身，直接影响了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同时，华威形象是富有个性而高度典型的形象，他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庸俗卑劣，对抗战工作“包而不办”，压制、破坏各阶层的抗日活动，是一个消极抗战、积极****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的官僚政客。
　　张天翼认为“笑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他曾刻意向鲁迅学习，使其作品以精炼的语言、冷隽的笔调来表现一种深刻的讽刺--“含泪的微笑”，风格独特。他善于把握喜剧艺术的节奏和速率，简单明快，鲜明跳跃，给人以有别于悲剧深沉感的喜剧轻松感，是三十年代小说领域当之无愧的喜剧艺术奇才。
　　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他也是本时期出色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家之一。中学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喜爱新文学。1929年到上海后，与昔日的同班同学艾芜相遇，一起探讨文学上的问题。1931年11月，他们就小说创作的题材问题向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很快回信告诉他们：“无论他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同时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基于对鲁迅意见的理解，沙汀开始写作反映“现代潮流冲出圈”内生活的作品，并逐渐把笔锋转向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小镇的生活描写，显示出他的沉郁、凝重、含蓄的“川味”小说特色。
　　沙汀自幼年起，饱尝家族中人的欺凌，深味世态炎凉，成年后又得经常出入县城和乡村之间，对于四川农村社会与地主豪绅、帮会组织的情况，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1935年沙汀重回四川故乡时，他才发现川西北农村的沉闷、阴郁、充满人间悲剧的人生形式，才是他选材的最佳源泉。于是他发现了生活，也发现了自我，终于在西北农村的乡风民俗、积弊痼疾中寻找到自己得天独厚的艺术与生活遇合的沃土。他陆续写出一批反映四川题材和人物的短篇佳作，包括收入《土饼》集、《苦难》集、《兽道》集的部分作品。作于1935年1月的《丁跛公》副题为“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全文洋溢着一种甜酸苦辣兼备的嘲弄意味，刻画了一个煞费苦心地往上爬，又狼狈不堪地屡屡被挤到钻营的泥潭中的乡村杂役。丁乡约原先并不跛脚，只因年青时随跛子父亲肩着蓝布褡裢，翻山过地派税收款，既承袭了父亲的职务，也承袭了父亲的诨号，他凭着哥老会会员的身份，能够逼得小粮户上吊，凡事办得顺手；人却显得和气乐观。他最大的苦恼是许多连他都不如的人，却已盖房娶妾，“只有他依旧穿着粗布大褂，守着一个贴着太阳膏的女人”，数年前他曾想私藏逃兵的一枝枪，以壮腰杆，却受团总的一番训斥，直到儿子到邻县当了营长的马弁，才被人恭称为“老太爷”。福兮祸兮，当他向村民勒派奖券款时，自己捞到一张中奖的奖券，但奖金已被团总周三扯皮吞蚀，绑匪闯进丁乡约的家，搜不到巨款，怒而把他的右脚踝骨打碎，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丁跛公”了。作家以喜剧的情趣，尽情地揶揄着一个在邪恶竞赛中永远落后的狗腿子式的人物。而《凶手》、《在祠堂里》、《兽道》诸篇，则以善良人们的不幸遭遇，揭露出黑暗势力令人发指的兽性。沙汀的这些早期作品，文字简洁，讽刺辛辣，并具有浓郁的四川风土人情气息。
　　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的沙汀决心用小说将一切“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其创作的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政权，揭示了国统区黑暗、丑恶、腐败的现象及其根源。《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联保主任的消遣》、《替身》、《在其乡居的茶馆里》等，就属于这种类型。此外，还写有被称为“三记”的长篇小说《淘金记》（1941－1942）、《困兽记》（1943－1944）、《还乡记》（1946）等。《在其香居的茶馆里》标志着沙汀小说艺术上的成熟，也是历来为人称道的作品。小说叙述的是川北回龙镇因兵役问题而引起的一场闹剧。在国统区抽丁和征粮是国民党政权和土豪劣绅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两条绳索，同时又是这些丑类相互倾轧、进行肮脏交易的筹码。在这幕丑剧中，联保主任方治国和土豪劣绅邢幺吵吵因抽壮丁的问题由吵骂而大打出手，回龙镇所有的头面人物也都粉墨登场，作者把县长、联保主任以及土豪劣绅等各色人物都放在暴露与讽刺的哈哈镜前，从根本上揭露了国民党政权兵役弊政的腐朽黑暗及不可救药，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概括力。
　　《淘金记》是作者“三记”中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曾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1939年冬四川农村北斗镇的流氓恶霸、官僚政客和破落地主间为争夺筲箕背金矿的开采权事件为线索，集中描写了他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清晰地勾画出一个阴森森的如同地狱般的黑暗世界。金矿在地主婆何寡母家的坟山上，她宁可不要金子，也要保住何家的风水。开金矿的流氓头子林幺长子、依附于地方上层势力的恶霸白酱丹，背着何寡母动手挖金。何寡母虽依靠哥老会的力量制止他们，但白酱丹联合联保主任龙哥，排斥了竞争对手，夺得金矿的开采权。但此时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所掀起的市场投机的风浪，却使淘金已不再是最赚钱的行当，使他白忙了一场。作品在这个充满讽刺和喜剧意味的故事中，精心刻画和展示了性格各异的地主阶级的群丑图。
　　沙汀是个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以焦虑而沉着的眼光，捕捉内地小镇乡村暗淡无光的人生色调，在题材上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典型情节和独特生动的细节，塑造了众多反面讽刺形象，写得最成功的是农村基层反动政权中的保长、联保主任、乡约、师爷等，达到了反映现实的尖锐性与喜剧性的完美统一。与张天翼主观因素强烈的讽刺不同，沙汀的小说将讽刺融于客观、真实的描写之中，具有客观冷静的特点。小说善用白描手法，长于组织人物语言，创造了具有民族化和地方色彩的独特风格。[作品选析]
　　华威先生张天翼
　　《华威先生》发表于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第一卷第1期，后收入《速写三篇》。是张天翼讽刺艺术步入成熟的佳作。关于它的创作，作者曾回忆说：“抗战初期，我在长沙搞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有三个部，部长都是民主人士，后来国民党要来争领导，要争作部长，当了部长不干抗日的事，因此斗争很尖锐。那时茅盾同志主编《文艺阵地》，要稿子，我有感于此，一天赶成了这篇《华威先生》。”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华威先生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他消极抗日，积极抓权，言行相悖，不遗余力阻挠和破坏抗日群众运动。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之时，华威先生首先“顺应时代的潮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积极抗战的爱国者、领导者。他一边声明着自己“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点。”一边却不停地叫喊着“忙”，时间不够支配。但实际上，这位“抗战要人”什么具体的抗战工作都不干，还要千方百计地阻碍别人干。他的“忙”，只是为了尽可能地控制各种各样的抗日团体和他们的抗日活动，坐着跑得像“闪电一样快”的包车，每日里赶来赶去，蜻蜓点水式地参加每一个抗日团体的会议，发几句空洞干瘪的指示，余下时间，则全部忙于“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
　　值得注意的是，华威先生不但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而且每发言必强调“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实质上，就是不遗余力地鼓吹“一切服从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为此，他反复强调“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事情就会变得“很危险，很危险”。显然，这是针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力量蓬勃发展的形势而发的反动谬论。因此，革命群众很快识破了他的阴谋，摆脱了他的监视。
　　整篇小说艺术构思新颖独特，富有深度。作品看上去缺乏中心事件，但从“华威先生”为题，以华威的行动为线索，连缀着深蓄时代特征的场面，提炼截取了几个典型的生活片断加以集中描写，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作为抗战时期最早揭露国统区阴暗面的讽刺名篇，小说还成功地运用了夸张、对比和重复的手法，对人物做漫画式的刻画，收到了幽默滑稽的喜剧效果。
　　[作品选析]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发表于1940年，是沙汀享誉文坛的一篇力作，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作品恰如一幕精心结构的绝妙的讽刺喜剧，淋漓尽致地揭穿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在兵役问题上的黑幕，尖锐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大后方”豪绅集团的横行不法，以及他们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尔虞我诈，营私舞弊的丑恶面貌。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写一位新任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制度，回龙镇联保主任方治国信以为真，匆忙向县兵役科告密，致使土豪劣绅邢幺吵吵已经缓役四次的儿子被抓壮丁送进了县城。邢幺吵吵也以为这回要玩“真格儿”的了，他一面请自己的大哥在城里疏通，一面到茶馆里找方治国大吵大闹，终到大打出手。正闹得不可开交，探听消息的人回来报告说：邢幺吵吵的儿子已经放回。“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不过一场虚惊。
　　小说集中刻画了两个反面人物形象。联保主任方治国，是一个“两眼墨墨，见钱就拿”的家伙。刚上任时，因为不懂官场上的窍门，吃过亏，垫过钱。但时间不长，他就机灵起来了，通过回扣黑粮和卖壮丁，尝到了捞钱的甜头。三年前竟也得了县长馈赠的“尽瘁桑梓”的匾额。他在有钱有势的人面前软如绵羊，在贫苦百姓面前狠如老虎。而“火炮性子”的邢幺吵吵不仅是地头蛇、土光棍，他还有着强有力的后台。他大哥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动分子。他有恃无恐，不忌生冷，“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活脱画出了这个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不顾一切的泼皮无赖的形象。
　　《在其香居茶馆里》堪称一篇有独特风格的作品。首先是写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茶”。先是邢幺吵吵的指桑骂槐，以守为攻和方治国的忍气吞声，以软为硬，继而是双方妥协。但因为方治国不承诺将邢幺吵吵的儿子从县里赎回来，矛盾激化，双方大打出手。这场“讲条”，由“讲”发展到撕打，构成了一幅群丑跳梁的亮相图，真是出人意料。其次，高度集中的场景和必要的追忆回叙相结合。茶馆是各种人物会聚之所，加上邢幺吵吵的预先布置，作为小说故事发生和展开的特定场景，是再集中不过的了。但争斗的是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当权派两方，他们讲的话有些是闲人们听不明白的，说的事情是闲人们不明底细的，因此采取必要的回叙或补充，就能使闲人们（包括读者）听得清楚，看得明白，而整个作品也就达到了结构严谨，线索分明，矛盾冲突尖锐、明晰。再次，运用冷静、客观的描写手法，通过人物互相攻讦的方式，使方、邢二人现身说法，从性格的冲突对比中，使他们各自的丑恶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广众之中。方治国软硬人的性格特点，邢幺吵吵不忌生冷的骄横恣肆之态，跃然纸上。
　　此外，闻其声如闻其人的人物对话，明线暗线的相互交织，虚与实的结合，巧妙的构思以及高超的讽刺技巧的运用，既使作品情节生动，波澜起伏，矛盾尖锐，又能绝处逢生。最后在异乎寻常的结尾中，引发出更多、更深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