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是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后，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而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来到根据地，与群众相结合，为这种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解放区的文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
　　解放区文学的题材多是农村的土改、减租、生产劳动、抗日战争，作品主题多是表现民主改革、反封建主义、歌颂新社会、新生活，主人公多是工农兵中的新人形象。像王贵、李香香、大春、喜儿、二黑、小芹、水生、水生嫂等，都是以往作品没有的新人形象。
　　第二，专业作家创作与群众创作的结合是解放区创作的又一特点
　　解放区对群众文艺创作十分重视，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群众业余作家。专业作家也利用深入生活的机会帮助业余作家；同时又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有益的东西。他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推动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和创作的繁荣。
　　第三，大众化、民族化的新艺术形式
　　解放区文学在吸收改造民间文艺形式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些新文体。如评书体小说、新章回体小说、民歌体新诗、新歌剧等。这些新文体既吸收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的精华，又揉进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某些新的表现手法，成为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较好的新艺术形式。若把解放区文学看成是新文学作家与农民的广泛“对话”，那么，解放区文学就赋予新文学以特殊的“寻根”意义。新文学在解放区试图把根深深地扎在民族文化土壤和人民的生活中。
　　第四，格调明朗朴素
　　这种特点既与解放区的现实有关，也与追求通俗、向民间艺术的靠拢有关。它克服了新文学的某些缺点，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缺陷。这缺陷在解放后更突出地表现出来。
　　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解放区的不断巩固与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多是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到解放区的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多数是满怀革命的理想和救国的热情来到根据地，很想在新的环境中干出一番事业，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作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文艺思想文学观念与当时革命的需要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他们对根据地的社会生活、根据地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熟悉，这突出表现在他们的创作在内容上脱离根据地的现实生活，在艺术形式上脱离根据地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这就使当时解放区的文艺虽然有了迅速发展，但还未能与当时当地人民生活融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少数作家甚至在思想和创作上表现出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倾向。如有人用极端民主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革命队伍和根据地的现实，片面夸大根据地的某些缺点，甚至不分“延安”与“西安”，将解放区与国统区一样看待；另外在文艺队伍内部，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影响了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这些问题又与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延安整风的大背景下，为了解决文艺上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就文艺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发表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时间是1942年5月，由5月2日座谈会开幕时的开幕词《引言》和23日会议闭幕时的《结论》两部分组成。《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对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话》的基本精神是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充分的令人信服的阐述。
　　在阐述文艺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入手，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当时，就是为赞成和拥护抗日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即工农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群众服务的。
　　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从文艺的定义入手，从理论到实践，对作家深入群众和转变对群众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就必须从“社会生活”与“作家头脑”两方面下功夫。而要熟悉社会生活，作家就必须做到两个“深入”，即“深入工农兵群众”和“深入革命的实际斗争”；要解决世界观问题，作家就必须搞好两个学习，即“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
　　同时《讲话》还广泛涉及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批评的标准、批判与继承文艺遗产以及革命文艺队伍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文艺理论问题，有的是文艺思想问题，有的则是文艺政策问题或几种问题的交织。这些问题既有文艺的内部问题，也有文艺的外部问题，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他是在同文艺界的领导和作家艺术家谈文艺，而不是以作家艺术家的身份向文艺爱好者做入门的艺术讲座，所以他明确指出，作为艺术创作，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而未作深入阐述。这是可以理解的。
　　《讲话》是党领导文艺的纲领性文件。是对五四以来新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发展。对当时解放区文艺和建国后的文艺产生了重大影响。
　　《讲话》是六十年前在解放区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有些提法可能有人觉得陈旧了，过时了。如“为工农兵服务”，“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等。特别是将一种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用行政手段去推行，即使正确的东西也会产生副作用，出现错误与偏颇。过去，《讲话》被视为“最高指示”，是不能讨论，也不许有争议的。今天，当它被视为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时，有不同意见和观点则是正常的。但现在要注意的是一些对《讲话》的情绪化的态度，即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的倾向。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历史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虽然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讲话》中的有些提法过时了，但是《讲话》中的许多基本观点，诸如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继承借鉴与创新、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关系等，并没有过时，而仍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即使有些今天争议最大的问题，也不一定就不正确。如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批评的标准等，有些极力攻击这些观点的人，他们实际上完全在按这些观点行事。他们真正要否定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而不是他关于二者关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