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1898－1975）是30年代独具个性的散文家。早期作品多写身边琐事家庭生活，其中有讴歌儿童的名篇，如《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和《儿女》等。他自称是“儿童崇拜者”。热情讴歌儿童的天真烂漫，称他们是“彻底地诚实，纯洁而不虚饰”。这些篇目也确实写出了儿童天真无邪的心态和动作而为人喜爱。作者在作品中又毫不掩饰地对“成人社会”的嫌恶，常将两者作了比较。很明显，丰子凯对儿童世界的由衷赞美，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虚伪化、冷酷化、实利化的可恶。
　　丰子恺是一位佛教居士。他推崇善，追求解脱尘世的羁绊。《秋》是咏叹人生的无常的充满惆怅的作品。作者从春起笔，暗喻人生的童年、少年，然后笔锋转到秋的季节，把大自然时序的交替和人生的生老衰荣编织在一起，慨叹人生之倏忽，有一种超然出世、不寂不灭的思想，确有“居士”的风韵。然而，丰子凯是一位关心人生、关心民族的正直艺术家，他不可能真正遁入空门。到了30年代，逐渐转向对世间百态的描画与讽喻，现实性有所增强。如《吃瓜子》指出消磨岁月的“消闲”足以误国，《穷小孩的跷跷板》揭示了掩藏在穷家孩子的“欢喜”背后的痛苦，《半篇莫干山游记》指出了农民生活的简陋，《肉腿》写农民与自然奋斗的伟观，讴歌了农民的抗争精神。国破家亡之际，他写下了《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艺术的逃难》等文，表达了怀念故乡和怒斥敌寇的强烈情绪。《口中剿匪记》运用妥帖的比喻，发挥奇特的想象，将拔牙比为剿匪，借机揭露官匪的恶行。历数坏牙之害，暗指官匪之罪。
　　丰子恺的散文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夹叙夹议的手法，常在婉曲的叙写中夹进直言议论，情理并重。他写儿童生活的篇章，总是从极平常的生活取材，用了明白如画的文字，温爱而又风趣的态度，将对象的一颦一笑、大哀大乐，描绘得十分传神，可谓灵达之作。行文简洁又不时有弦外之音，蕴含着某种恬静、肃穆的宗教式情绪，也是他散文的一个特色。
　　梁遇春（1904－1932），现代作家，福建闽侯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在散文创作上十分勤奋，主要有两个集子，一是他生前汇集出版的《春醪集》；一是他逝世后友人收集他的遗作结集出版的《泪与笑》。梁遇春所写散文不多，但风格独具，颇受当时人喜爱。他的散文，从思想内容上说，大都是愤世嫉俗之作。像所有经历过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的爱国热血青年一样，他用笔记记录了旧中国的黑暗与罪恶，在《笑》中，他写道：“在我们这个空气沉闷的国度里，触目都是贫乏同困痛。”即使像公园这样的游乐场所，都听不到一点痛快的笑声，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在《猫狗》一文里，他把上海比作一条狗，一条无端咬人的疯狗；而把北平比作一只猫，一只随时蚕食你的灵魂的猫。他的散文创作中，敢于标新立异，阐发别人所不敢发的见解。比如当人们讨论人生观时，他却探索人死观。对泪和笑，他的认识也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笑是由于生的悲哀所引起，而泪却是肯定人生的表示。他不喜欢晴朗，而把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阴，当作世上最愉快的事情。因为阴霾四布或急雨滂沱才是那个时代的气氛。在散文的作法上，也是不拘一格，勇于创新。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点滴感受，任意而谈，特别注重构思和立意，能够从人们所熟悉的事物中开掘出不同凡响的感受和意义。例如《救火队》一文，他从自己见到的一次救火事件，热情洋溢地歌颂救火夫的勇敢精神和崇高品格。梁遇春学识十分渊博，知识性较强就成为他的散文的一大特点。在他的散文中时常见到恰到好处的引用名人名言，诗词隽语，格言警句，作为他所要说明的问题的论据，构成他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性的广博，使他的散文丰富多彩，色调斑斓，具有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