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报告文学放到散文部分，大半原因只在于它不能归属小说、诗或戏剧的门类，而其自由抒写和不容虚构的特点，却与散文较为近似。但报告文学在内容上以反映时局变化和表达社会意识为特征，两栖于文学和新闻通讯之间，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这样，个体性和情感性以及其辞采的表现常常决定着这类作品的文学价值。
　　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作家关注现实斗争并渴求反映这些斗争时，报告文学便成为适用的形式。这种形式以记人写事为主，是一种记叙性的散文。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作《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看作是这一文体的开端。1919年在《每周评论》上刊载过的《旅中杂感》、《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1920年在《劳动者》周刊上发表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都已初步具备报告文学的特征。20年代初，周恩来写有长达20万字的《旅欧通信》，后来，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和“四一二”政变中，茅盾、叶圣陶、朱自清、郭沫若等都写过类似报告文学的散文。但是，“报告文学”这个名称正式传入，并加以提倡，是和“左联”分不开的。在“左联”的刊物上，早就介绍过著名的捷克报告文学作家基希，《光明》《中流》《文学界》也成为当时重要的刊载报告文学的刊物。东北“九一八”与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曾形成了初次的报告文学热潮。较早的报告文学结集有阿英所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到了1936年，抗战形势危急，阶级与民族矛盾在日寇压境下更趋尖锐，这时，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周立波译基希的《秘密的中国》、阿雪译爱狄密勒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先后发表，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创作风气，形成了报告文学的热潮，并引发了4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风气的高潮。夏衍的《包身工》被公认为早期报告文学代表作。作者亲自到上海杨树浦的工厂调查了两个月，搜集了许多素材。作者以阶级分析的眼光，鲜明地表现这完全真实的新闻故事，用细致的描写，揭露出东洋纱厂这个人间地狱里包身工惨绝人寰的生活真相，其文学与政治影响都很深远。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独树一帜。这是用“集纳新闻”的手法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情状的作品，由于手法新颖和笔调轻松而赢得读者喜爱。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1936年春，是他离开阎锡山黑暗统治下的太原后，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写成的。发表于茅盾主编的《中流》刊物上，“并得到了茅盾同志的高度评价，誉为报告文学的翘楚”。抗战时期，他还写出了《凯歌》和《长子风景线》两个报告文学专集。其实，宋之的本来是搞话剧的，能登台演出，也能紧跟形势写剧本。在北平读书期间，参加了党领导的北平左翼戏剧联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迫流亡到上海，后又被捕入狱。出狱后到了太原。1936年5月回到上海，连续写出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一四一七》、《控诉》、《孩子回来了》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创作了《记伤兵》、《凯歌》和《长子风景线》等。抗战胜利后，又相继写了一些特写、散文和报告文学。1956年因病去世，年仅42岁。宋之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散文以报告文学最为成功，尤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记伤兵》、《长子风景线》、《重庆到成都》、《小夫妻》等篇为最佳。
　　宋之的报告文学，是形象显现、记事体的。写得不长，简短明快。虽写人物但意在突出事件。大多数文章采用“片断连接”式的结构法，即剪取突出的、有特定意义的场景、人物片断，或作者观感片断，简洁明快地加以勾勒，然后组合成一篇完整的文章。片断之间有时跳跃幅度很大，但彼此连接在一起，不仅具有一种明快的节奏感，而且还能生动表现出一种气氛，一种社会状态，或一种情绪。这种方法在《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中已露端倪：灰暗一片，惊恐万状构成一个片断；人分五等，“好人证”时髦构成一个片断；检查行人，杯弓蛇影构成一个片断；制造恐怖，逼领通行证构成一个片断；告发领赏，笑话百出构成一个片断；散步谣言，人心惶惶构成一个片断；错拿错擒，教育考察团团员被捕构成一个片断；“好人证”条例繁多，厨子弄巧成拙被抓构成一个片断......
　　有的片断中还有“新闻剪辑”，可谓是片断中之片断。上述各个片断聚合在一起，把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中荒唐可笑的作法，草木皆兵的情景，窒息恐怖的气氛，表现得既生动又具体。在这里，作者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用形象显现，靠事实说话。作者时而描写景色，时而记录对话，时而叙述事实，时而引用材料，时而抒发感情，写得活灵随意，毫无拘束。正因为从多角度去揭示，从多层次去透视，所以文章颇有淋漓尽致的意味。这也是这篇报告文学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种“片断连接”式的结构法，在《记伤兵》、《长子风景线》、《重庆到成都》等篇中被运用得更加娴熟，更加巧妙，简直成了宋之的报告文学的一大特色。《记伤兵》描述了三个关于兵的故事。一个是风陵渡口的伤兵的故事：他们不怕死，但面对重伤的弟兄痛苦地呻吟最后寂寞地死掉，面对轻伤的弟兄也不免寂寞地死掉，他们胆寒了！第二个是关林伤兵医院中的伤兵的故事：他们勇敢善战，却发出了迷惑的疑问“咱们自己人为什么打自己人啊？”第三个是在陇海列车上的伤兵的故事：两个伤兵坐车去追赶队伍，却被宪兵粗暴地赶下了车。在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片断的开头都以“我想告诉你一点关于兵的故事”，“还是告诉你一点关于兵的故事”，“仍是告诉你一点关于兵的故事”为引起，接下去，或是以情景交融的方式进行描绘和抒发，或以“我”的主观感受加以烘托和渲染，或以对话来传神写照。结尾处更是发人深思，余味无穷。
　　宋之的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特色是，行文段落短，他的文字极为简明扼要，可以称之为“电报式”，但决不粗疏板滞，而是言简意明，朴实流畅。这是与其“片断连接”式的结构和以观感或印象为主的内容协调一致，统一在一起的。换言之，他的作品快节奏、大跳跃，与其独立成意象的短段、短句是分不开的。
　　总之，宋之的报告文学虽有仓促成篇、欠缺锤炼的一面，但就其适应形势需要和以“片断连接”构篇、用简言短语表达所形成的快速明畅的风格的另一面而言，确实是独创的。他为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作了成功的新开拓。
　　夏衍的《包身工》与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两颗明珠。而《包身工》比起《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来，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平上，都高出一筹，成为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
　　夏衍（1900－1995），现代作家戏剧电影家，原名沈乃熙，字端轩，杭州人。“五四”运动后被学校保送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即投入革命工作和左翼文艺运动。1929年与郑伯奇等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社，并参与“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后，他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写作或改编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他专心从事写杂文、随笔，是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并不多。直到一九三六年，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和剧本《秋瑾传》、《上海屋檐下》问世后，才名声大振，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新秀。
　　《包身工》是夏衍的用心之作。写作前，他住在杨树浦一带工厂区，搞工人运动，有机会与工人接触。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调查，对掌握的材料作了分析和整理，1936年发表于《光明》创刊号上。该刊在“社语”中说：“夏衍的《包身工》一篇，可算在中国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后来作者又写了《包身工余话》算是对《包身工》一篇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