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1894－1955），江苏常州人，我国“五四”以来优秀的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现代戏剧开拓者之一。他自幼爱好文艺，学生时代就参加戏剧演出，1915年写了第一个剧本《卖梨人》，1916年又创作了话剧《贫民惨剧》。同年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去美国专攻戏剧，成为我国话剧史上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剧作家。1922年回国，从事电影编导工作，同年冬写出反封建、反军阀混战的成名剧作《赵阎王》，引起戏剧界的重视。《赵阎王》是在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表现主义名剧《琼斯皇》的影响下创作而成，体现了作者早期的探索。剧中的赵大原是农民，但在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逼迫下，他家破人亡，在军阀部队里当了兵。他几乎无恶不作，但就在他进行各种罪恶活动以及偷盗被营长克扣的全营弟兄饷银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矛盾斗争。他对营长十分服从，挨打挨骂也一味顺受。和他一起当兵的老李对“官商钱多，天下通行”看得比他透。当赵大被打死后，老李便按照自己的哲学携款潜逃。在当时军阀队伍里，像赵大、老李以及营长这些人并不少见。洪深把同样为非作歹而又各具特点的人物表现在舞台上，借以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罪恶。在艺术表现上，前半部的对话简洁有力，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后半部进入叙述赵大所犯罪行（告密、活埋人等），袭用了奥尼尔《琼斯皇》的艺术手法，有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和浓重的神秘色彩的渲染。
　　1930年洪深参加了“左联”和“剧联”，以更大热情致力于进步的戏剧和电影工作。继《赵阎王》之后，三十年代初期又写了《王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三个剧本，总题为《农村三部曲》。用话剧形式表现了30年代中国农村“丰收成灾”的“母题”和当时阶级斗争的主旋律。这是现代戏剧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描写农民的苦难与斗争的戏剧创作。它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惨痛生活，对骑在人民头上地主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执“法”的官吏以及他们的走狗帮凶进行无情的抨击。对江南农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给予同情和赞颂。作者的创作意图很明确，体现了“戏剧都是时代缩影”的创作主张。《五奎桥》写大旱之年农民与封建势力的冲突，《香稻米》通过“丰收成灾”的故事描写了农村破产的全貌，说明在旧社会即使丰收也挽救不了农民的命运。《青龙潭》写面对天灾，农民表现出的愚昧落后的习俗，批判了改良主义和其他弊病，提出了教育农民的问题。很明显，“农村三部曲”是30年代典型的社会分析剧。但由于对生活体验不够，这三个剧本成就也有所差别，存在形象化不够的毛病。其中《五奎桥》写得最好，是作者的代表作。
　　在“九一八”、“一二八”以后的抗日爱国运动中，洪深积极提倡并撰写以抗日反帝为主题的戏剧作品。由他执笔的集体创作剧本《走私》，演出时曾获得良好效果。此外还写剧本《飞将军》、《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其中四幕剧《包得行》暴露国民党兵役制度的黑暗，在运用四川方言方面，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三幕剧《鸡鸣早看天》以四川北部公路边一家旅店为背景，通过店主人一家住店的形形色色的旅客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戏剧冲突，展现出抗战胜利后依然漆黑一团的社会面貌，借剧中人物之口发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呼声。
　　皖南事变后，洪深对国民党的****罪行无比愤慨，全家服用大量安眠药，以示抗议。抗战胜利后，在复旦大学、上海戏专任教，编辑《戏剧与电影》周刊，导演了田汉的《丽人行》等剧。1948年冬，由厦门经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建国后，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洪深仍创作了话剧剧本《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
　　洪深自美留学归国后，长期从事电影编导工作，他先后参加过“南国社”、“左联”和“左翼剧联”，领导过“戏剧协社”、“复旦剧社”等戏剧团体；还曾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导，当过中华电影学校校长，培养了大量的电影人才；他第一个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比较系统地阐发话剧艺术的规律特征，为“话剧”正了名，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剧作理论，建立了正规的话剧演出体制等。洪深对中国电影、戏剧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作品选析]
　　五奎桥洪深
　　《五奎桥》是“农村三部曲”中较出色的一个独幕剧。写于1930年冬天，1933年12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印行。剧本以农村久旱成灾为背景，紧紧围绕着拆桥与护桥这个中心事件，层层深入展开情节，较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江南农村中广大的农民同地主、官绅阶级的生死斗争，初步展现了在这场斗争中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剧本描写大旱之年，江南某农村四百多亩禾苗干枯，村里的二十多户人家为了抢救眼看就要旱死的稻苗，高价租用了水龙船车水浇田，因为船高桥洞小，必须把桥拆掉，船才能摇到桥东去，否则，桥东四百亩稻苗便要枯死。而桥是地主周乡绅家的先人状元公所造的私桥，他家曾有“三代五进士”的“盛事”，因此桥名“五奎桥”，这是纠集他家盛世和保全他家“风水的标志”，也是他家世代统治农民的权威象征，因而拼命阻拦李金生为首的农民群众拆桥，因此围绕拆桥还是护桥，双方进行了尖锐斗争。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破周乡绅、县法院王老爷等人的种种阻挠，在青年农民李金生的带动下拆掉了“五奎桥”，迫使周乡绅狼狈逃窜。
　　剧本较成功地塑造了周乡绅和李全生两个形象。作者在周乡绅身上，集中表现了一般地主乡绅的虚伪和凶狠，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周乡绅做过七任知县，子侄都是官，是豪绅地主势力的代表。他是个残害百姓的“笑面虎”，善于用温文尔雅的花言巧语笼络人心，欺骗和讹诈群众。他的出场就是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但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与黄二官拉家常，讲交情，完全是一副虚伪狡猾的嘴脸。当农民向他讲明必须拆桥时，他并不发怒，却以什么“挽天意”、“尽人事”的鬼话哄骗大家，用“圣人”之言反对“洋水龙”，他又无中生有，诬陷李全生带领大家拆桥是想敲他家的竹杠，自己捞点好处，妄图用谣言杀人，将李全生置于死地。然而一个最老实不过的佃户用最朴实而颤抖的语言戳穿了他用谣言杀人的毒计，于是这个笑面虎原形毕露，大打出手，妄图用武力将拆桥行动镇压下去。他的暴行不仅未将群众吓倒，反而如火上浇油，使拆桥农民怒不可遏，他们一鼓作气冲破阻挡，拆掉了封建地主赖以欺压人民的象征--五奎桥。
　　李全生是《五奎桥》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勇敢刚强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农民。他时刻把农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当酷暑盛夏，久旱不雨，人力水车已无法车水灌田时，他为全村稻田面临干旱的威胁而奔走操劳。为了租洋龙船，借洋龙皮带，整整跑了大半个夏天，不顾自己吃苦受累，挨骂受气，把为大伙办事当成自己应尽的义务。洋龙船租来后，因有五奎桥和阻挡使桥东四百多亩田无法灌水，这更使他心急如焚。为了抢救受旱稻田，他带头提出拆五奎桥的主张。在拆桥还是护桥的斗争中，李全生机敏智慧，识破了周乡绅种种欺骗农民、分化农民的毒计，他拒绝了周乡绅的收买，不惧怕任何恐吓的诬陷。他清醒地认识到拆桥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说：“为什么我们种的稻、应该死的？......都因为这座桥，这座五奎桥，我们还不快点拆桥，......等到我们田里的稻子完全死光，我们自己再饿死吗？”他对拆桥斗争抱有必胜的信念，以为“今天周乡绅天大的势力也镇压不住乡下人了，就是你们请出天王老子来也不中用了。桥是拆定了，你答应也是拆，不答应也是拆。官司我吃好了！现在的法律不帮乡绅们，难道还会帮我们乡下人么？”在当时革命风暴的影响下，他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分析。他说：“只要乡下人齐心，那不是乡下人怕周乡绅，要算是周乡绅怕了乡下人了。”在李全生有智有勇的积极带领下，农民群众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李全生的形象是三十年代初话剧舞台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当然李全生还不是个自觉的革命者，而是官逼民反的造反农民的带头人。严酷的现实将他推到了拆桥斗争的第一线。但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深远意义，他在拆桥前对周乡绅做出的过后造新桥的许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不仅无损这一形象，而且增强了这一形象的真实感和可信性。
　　在艺术上，《五奎桥》体现了洪深剧作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剧本结构严谨、完整，戏剧冲突单纯而尖锐。围绕着护桥拆桥展开矛盾，情节曲折起伏，张弛有度。按时间顺序展开戏剧冲突，随着“旱情”的发展，戏剧矛盾不断激化。地主周乡绅耍出一个个花招，李全生揭露一个个阴谋，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将剧情推向高潮。作者还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性格的社会意义。集中而简炼地反映了思想主题。另外，剧本还善于运用人物的独白来刻画人物的心理，形成剧作的独特风格。剧作的不足是把农民群众与豪绅地主的这场斗争局限在自发的经济斗争上，并且存在着某些概念化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