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我国杰出的革命剧作家、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者、戏曲改革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歌词作家和诗人。他的剧作，不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揭示、人物的刻画以及艺术的表现，都显示出离奇曲折、情感激越和浓郁抒情的浪漫主义独特风格，但在不同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格调和韵味。
　　1930年前，是田汉生平创作的前期阶段。1916年，长沙师范毕业后，田汉负笈远游，东渡日本。“五四”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与郭沫若等人发起组织创造社。1921年以后，与欧阳予倩、洪深等人创办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电影剧社，主编《南国周刊》、《南国月刊》等杂志，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919年起，他开始了话剧创作，写了《环娥玲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剧本，在主持南国社时期写了《江村小景》、《苏州夜话》、《南归》、《名优之死》等许多剧本。它们在题材、情调、趣味等方面不尽相同，但都存着作者早期的“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哀伤”（《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基本体现出田汉早期戏剧的基本风格：演示“波希米亚”式流浪、漂泊的罗曼司，用浪漫的故事、感伤的情绪、抒情的语言与优美静谧的环境来营造浓郁的抒情氛围。“波西米亚”在近代法国艺术上指的是那些在生活上豪放不羁、漂泊流浪，在艺术上不守常规、自由任性的艺术家。田汉曾以“波希米亚”之风自况自许，称他的南国社“很浪漫地集合着许多所谓”波西米亚青年们“（《田汉戏曲集》第5集自序）。他”为着使戏剧容易实现得真切，每每好写他们的个性“，这也就是”波希米亚“的个性，它通常包含着颠沛流离、坎坷孤寂、穷困落拓等精神内容。由于田汉对流浪的辛酸有着切身的体验，故而对主人公流浪和漂泊的惨状都有相当的渲染，但在表现现实生活、思考社会问题方面，显然是很单薄的。
　　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写于1920年，在早期话剧运动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它体现了以漂泊流浪为基本旨归的”波希米亚“式风格特点，也体现了田汉最初的创作意图：“以咖啡店情调为背景，写由颓废向奋斗之曙光。”剧中人物咖啡店女招待白秋英是流浪到城里来的乡下女子，本与富商之子李乾卿猝然相遇，但终于遭到遗弃。在咖啡店中，李乾卿另换新欢，竟厚颜无耻地向白秋英索要旧时写的满是甜言蜜语的情书，索要两人的合影，声称为了他家庭的荣誉体面不应与出身卑微的人有联系而受损，他愿出高价赎金。白秋英怒斥了这个负心郎的卑下情操，将李乾卿递过去的钞票连同她珍藏的照片一齐投入火中焚毁，以示决绝。她的刚直行为感染了座中为颓废情绪笼罩、借酒浇愁的大学生林泽奇，使他重新意识到“要深刻地活下去”。白秋英艰难的流浪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血和泪的控诉，但她为的是寻找爱情、争取自由，并终于换得了相对的自主自立，于是这番流浪的酸辛与甘甜在她身上得到了统一，她与林泽奇“在悲哀的洗礼”中得到了同志，获得了勇气，最后毅然走出飘泊者的歇脚处--咖啡店，奔向了外面的生活。较之以前的作品，《咖啡店之一夜》少了点诗意，多了点悲剧色彩，感伤依旧存在，但并未令人沮丧，而是让人从绝望中奋起，于感伤之余觉到理解与同情的温婉，是一个向旧的告别、向新的追求的新生之夜。在创作手法上，作者自己的主观感受直接投射到白秋英等人物形象上，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抨击了市侩主义，感情充沛，笔力旺健，浪漫的抒情特色在这个作品已表现出来。
　　独幕话剧《获虎之夜》是田汉早期一部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内容写一个富农的女儿莲姑爱上了一个流浪儿黄大傻，贫富悬殊终于造成了这对青年人的恋爱悲剧。在“五四”反封建浪潮中，这个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在艺术上仍具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它还体现出田汉剧作很擅长的传奇性色彩。不足之处是，作为农村青年的黄大傻，所倾吐的眷恋和寂寞之情，明显地留有当时知识青年感情的投影，和人物身份不相吻合。某些抒情台词感伤情调也很明显。
　　三幕剧《名优之死》完成于1929年，它是田汉剧作由唯美倾向转向现实主义的一块界碑。它的情节完整，结构合理，但不再以漂泊流浪为冲突内容。所以它一扫早期剧作感伤、低沉的情绪和高度唯美的内容，把情节和人物设置在中国社会的深厚的基础上。
　　从1930年起，田汉的思想和创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认识到那种“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的作品，是不可能领导时代向光明的路上去的”，并表示“我们要完全把感伤的、怀疑的乃至彷徨的流浪者的态度取消，自觉我们对于时代的使命”（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南国月刊》第2卷第一期）。这表示他思想的“转向”，他作品的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
　　田汉“转向”后的创作追求是以寻找政治与艺术的结合的道路为主的，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摈弃以前创作上的那一味以抒发小知识分子感伤与苦闷的浪漫情调，代之以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他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剧联”、并担任“剧联”领导工作。他为“剧联”领导的剧团写了《梅雨》、《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洪水》、《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许多剧本，它们大多取材于现实斗争，渗透了作者强烈的政治热情，在观众和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其中的有些作品政治说教严重，对于人物的性格也缺乏深入的开掘和生动的表现。
　　《回春之曲》的问世使田汉开始摆脱政治概念对话剧完整性肢解的倾向，可谓田汉“转向”后艺术创作的新起点。首先，该剧克服了“转向”之初作品中的政治说教，完全是以艺术的描写表达了主题。剧中描写青年学生参加抗战的坚定信念与勇敢的行动，同时也表现他们在爱情方面的矛盾与纠葛。但是，它既没有生硬感，也没有苦闷与感伤，而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及内心的活动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其次，作品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高维汉、梅娘、黄碧如、洪思训等人物形象。他们已不再是某种观念的化身，而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其中梅娘形象最动人，她是一个热情美丽的南洋姑娘，深深地爱着高维汉，在祖国遭受危难之际，她把对恋人的爱与对祖国的爱统一起来，表现出一种坚贞不渝的奉献精神。高维汉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因头部受重伤失去记忆，梅娘瞒着爹娘从南洋赶来，辛辛苦苦地看护着高维汉。陈三木想当“顺民”，劝梅娘不要守着一个“活尸”，梅娘回答他：“痴子也罢，’活尸‘也罢，我敬他，我爱他，我守他一辈子！”她的爱不仅唤醒了高维汉的记忆，而且也鼓舞了同志们的抗战决心。其三，田汉在创作时充分发挥他写抒情剧的优势，在作品追求一种诗意化境界，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剧中人物悲慨时之呼号，激越时之高亢，前进时之奋励，成功时之鼓舞，全通过那雄浑壮丽，缠绵悱恻的语言表达出来。其四，运用歌曲烘托剧本的主题，表达人物的情感，增强全剧的艺术魅力。其中的《告别南洋》既表达了主人公高维汉告别南洋、远离恋人的难舍之情，也唱出了为“要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而共赴国难”的决心。另外《春回来了》、《梅娘曲》等也表达了人物的心境，使全剧充满了诗意，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尽管《回春之曲》使田汉的戏剧创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他此后的创作艺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抗日战争时期，比较成功的作品有《芦沟桥》、《秋声赋》等剧作，而抗战胜利后的作品，最优秀的当推《丽人行》。
　　《丽人行》创作于1947年，它的成功，一是剧本所具有的深远的现实意义，二是该剧新颖的艺术形式。田汉创作《丽人行》是直接受到发生在北平的“沈崇案”和上海的“摊贩案”的触动，剧本通过生活在日本强盗统治下的上海的三个女性--纱厂女工刘金妹、知识女性梁若英、革命女性李新群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了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的民众所受到的苦难和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事实。朴实善良的纱厂女工刘金妹，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受过日寇凌辱，丈夫被流氓毒瞎眼睛，生活的重担靠她一人挑起，全家处在极度贫困之中。在一切生活断绝之后，她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但仍不能改变这个悲惨的处境。她在绝望中走向黄浦江边，终于经革命者救助而得到新生。女知识青年梁若英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但又脆弱动摇，抗战前同革命者章玉良结了婚，生了孩子，在战争离乱中经历曲折的遭遇。李新群是留在敌后的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同她的丈夫孟南一起，日夜艰辛地为革命而工作，满怀信心地迎接胜利。在艺术形式上，剧本打破了话剧通常分幕的结构形式，吸取中国戏曲的经验，根据剧情需要，将全剧分为长短不一的二十一场次，穿插交错地展示了三个青年女性截然不同的命运，又以抗日斗争为主线把她们连贯在一起，因而全剧场次虽多，但浑然一体，有条不紊。
　　学术界有一个共识，“田汉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综上可以看出，“五四”以来，在我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每一个主要阶段上，包括20年代“多元”自由时期，30年代的左翼激进时期，40年代的弘扬民族精神时期等，都有着田汉作为“先驱者”和“探求者”领导着一批人团结奋进的业绩。不仅如此，田汉从事艺术创造的领域非常广阔，话剧、戏曲、电影、新诗、歌词、旧体诗词、音乐、书法等，他无不涉足。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充满革命激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田汉不愧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歌手和人民艺术家。
　　[作品选析]
　　名优之死田汉
　　《名优之死》是田汉前期总结性作品，也是作者的代表作。它是田汉第一部比较成熟的现实主义话剧，标志着作者的创作由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
　　《名优之死》于1927年冬写成并演出，1929年底在南京演出时，补加了中间的一幕，遂成为现在的三幕剧。剧本是以死在舞台上的名优刘鸿声为模特儿而创作的。田汉在淡到该剧的取材时说：“某年，听得人家说起名须生刘鸿声最后来到上海唱戏时，不像当年走红，唱双出好戏的日子座位还是坐不满。据说他在第一出戏完了换上衣、安排扮第二出的时候，掀开门帘望了望台下，长叹一声就那么坐在衣箱上死了。”（田汉《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刘鸿声是因知音难觅而死的，剧本则深化了其悲剧的社会意义。它写一代名优刘振声，救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小丫头刘凤仙，并精心培养，使她成为“色艺双绝”的青衣。流氓绅士杨大爷却对刘凤仙进行恶意吹捧、金钱利诱，使她变成一个倦怠于艺术的堕落者。刘振声十分痛心，义愤填膺，与杨大爷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他揭露杨的丑陋行为，痛骂杨是“梨园的仇敌”，上台演出，噪子突然变哑。杨趁机唆使爪牙在台下起哄喝倒彩，致使视艺术如生命的一代名优气死在舞台上。剧本通过刘振声之死和刘凤仙的沦落，对摧残艺术腐蚀女性的黑暗社会和邪恶势力发出了有力的控诉，鞭挞了以杨大爷为代表的封建地痞。结尾刘凤仙的悔恨、艺人的愤怒抗争以及对未来的信心，都具有值得深思的社会意义。
　　剧中的刘振声是把毕生心血献给京剧艺术事业的名艺人。他性格耿直，有才华，有骨气，酷爱艺术，胸怀正义感，不畏强暴，爱才如命，他说：“我没有儿女，我只想多培养几个有天分的，看重玩意的孩子，只想在这世界上得一两个实心的徒弟”，“你知道咱们学这个玩艺儿的，一辈子就没有过好好休息的时候，好像命中注定了--他非唱到死的那一天不可！”表现了一个艺术高尚的人格、艺德。他的悲剧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所有受压迫、受侮辱的戏剧艺人的悲惨命运。剧作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从而说明了在旧社会，一个正直的艺人想要摆脱邪恶势力的侮辱、欺压，追求艺术的创造，是极端困难的。刘凤仙固然是因为意志薄弱而没能拒绝杨大爷的名利勾引，但是，她最后的觉悟与忏悔，又怎能改变整个社会邪恶势力对艺人的迫害呢！剧作在刘振声、刘凤仙与杨大爷的矛盾斗争中所揭示的“艺术与爱胜利，还是金钱与势力胜利”的思想，正说明了艺术活动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运动的。
　　《名优之死》在收入《田汉戏曲集》第4集时，作者在自序中说：“这脚本在中心思想上深深的引着唯美主义的系统”，并说是波特莱尔一篇散文诗触发他的创作冲动。这说明此时田汉还未摆脱唯美主义，然而在唯美主义思想浇灌下结出的却是现实主义之果。他一扫感伤颓废、低沉消极的情绪，把情节和人物设置在中国社会深厚生活基础上，弹奏出悲壮亢奋、激动人心的主旋律。作品以“一个名角所爱之女伶，与捧这女伶的劣绅之三角战斗”（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为主线展开戏剧冲突，矛盾集中，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达到戏剧高潮，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性。结构紧凑，场景集中，虚实相间。全剧三幕，选取刘凤仙卧室与艺人后台两个场景进行实写，富于生活真实感，虚写前台演出活动，补充情节、渲染气氛，巧妙地运用了“话剧与戏曲相融合”，戏中有戏，舞台上有舞台的表现形式。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采用对比描写等手法，对话简洁生动，富于动作性，用墨不多而性格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