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夏,国民党背叛革命,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清党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北伐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转入了低潮。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亦称左翼文学运动）就兴起于这一时期。它是新文学从“人的文学”到“革命文学”的转型期。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革命。二是“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现在进入社会解放的时代，引起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使人从对人的个人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趋向的探求，从而有一大批的“新人”充实了文学队伍。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和创作也不例外,首先二十年代后期，大革命的起落激变，为话剧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话剧直观、切近、迅捷的审美形式与当时敏感、躁动的社会情绪十分契合，充分显示了它沟通情感、鼓动情绪的特长，引起了社会民众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要求。随之，职业剧团、学生剧社纷纷涌现，公演活动相当活跃，话剧运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
　　然而,高潮之中也有发展过程中的碰撞。戏剧艺术家们感受到了时代和民众的要求。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的活动状况颇具代表性。南国社是当时戏剧运动中很有影响的团体,受时代风潮的冲击,也想开展“民众剧运动”，但它长期积淀的美学趣味在于“清高、温柔、优美”,偏执于艺术的“高尚”,这与粗犷的时代要求便有了距离,因而难免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面对着唯美的追求和社会切近需要的矛盾，南国社的剧作家们感受到了转变倾向、跟上时代步伐的紧迫性，开始在摸索中寻找新的途径。
　　进入三十年代，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苏、德、日、美等国在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方面给了中国戏剧运动很大的启迪和影响。192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由郑伯奇、夏衍等人组织的艺术剧社在上海成立，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首次提出了“普罗列特利亚戏剧”（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阐明戏剧为革命服务、与民众相结合的艺术主张，强调戏剧的阶级意识，对推动中国戏剧向革命方向迈进，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1930年3月，上海的艺术剧社、南国剧社、辛酉剧社、大夏剧社、戏剧协社、光明剧社等七个剧团联合成立“上海剧团联合会”，8月1日，改称“左联剧团联盟”。1931年初，左联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剧联的活动突破了只在中心城市剧院演出的狭小圈子，进一步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奠定了戏剧大众化的发展趋势。
　　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剧联”提出了“国防戏剧”的口号，并自行解散，着手筹建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不久，上海剧作协会成立，戏剧运动在新的形式下走向抗日救亡的新阶段。
　　在左翼文艺思潮的推动下，这个时期的话剧创作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剧作家的阶级斗争意识普遍增强，他们不再将视野局囿于小范围的生活感受中，不再刻意追求“超而又超”的高尚情调，而是把戏剧与时代的精神、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加开阔、雄健的戏剧画面展示着动荡激烈的现实生活。剧作家们带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事戏剧创作和戏剧运动，力图在作品中揭示出社会的发展趋势，反映出无产阶级的抗争和前途。因此，这一时期的剧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视野开阔、气势粗犷，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
　　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丁西林等老作家不断有新作问世，作品从内容的深广度到艺术风格都有新的发展。新进作家夏衍、陈白尘、宋之的、于伶等也开始显露头角，写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是有些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由于机械的理解戏剧为政治服务，忽视了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特点，致使创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简单化、公式化现象。
　　与上述剧作家有明显左倾色彩的创作不同，还有一批戏剧家受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创作也十分活跃，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李健吾的剧作都具有独特风采，成就最显著的同时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做出卓越贡献的当首推曹禺，他的剧作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突起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