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许多富有民族感情的年轻作者从东北流亡到了关内，如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等人，他们带着故土陷落、河山破碎的悲愤，广泛描绘了发生在那片广漠、肥沃的黑土地上面的苦难与挣扎，觉醒与奋起。这些作品一出现，便以其激昂、悲愤和感情色彩和浓烈的乡土气息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而其作者也便成为一个文坛瞩目的新的创作群体，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有的未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实际上构成“左联”文学的一部分。其中尤其以萧红、萧军受人瞩目。
　　一、萧红的小说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田娣、悄吟等，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士绅家庭。萧红从小并未得到太多温暖，父亲为人阴冷高傲，贪婪而缺乏人性，母亲很早就死了，继母对她刻薄而冷淡，只有祖父给了她一个可以回味的童年。那些居住于她家院落四周的劳苦大众，他们蚁群般的悲惨命运，使萧红从小呼吸到小百姓的空气，贴近大地和生活，形成她早熟而敏感的性格。
　　1926年，16岁的萧红告别故乡，来到哈尔滨，进入了东北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她对美术和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在次年，她的父亲强制她辍学并订了一桩婚事，1930年萧红只好因逃避这场婚姻逃到北京。可这未能躲开已与之定亲的汪某的魔掌。1932年萧红被汪某遗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负债累累，面临被卖入青楼的困境，当时在《国际协报》的萧军等人接到萧红的求救信后才把她营救出来，自此，二萧也开始他们的情侣作家生涯。1933年10月，他们两个人出版了小说集《跋涉》。其中，她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通过王阿嫂夫妇惨死在地主的手下的悲剧，控诉了包括她自己的家庭在内的地主阶级凶残行为，表现出前进的倾向。
　　出版于1935年的长篇《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一起收入由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出版。《生死场》共17章，8万字，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的生活，正像鲁迅在序文里所写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画卷”。小说并不从正面写抗日斗争，也不精心结构故事，却以萧红纤细敏锐的艺术感受写出东北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其间也包含了作家更深层面的思考：这一方浸润着血污的黑土，乃是人的永劫轮回的“生死场”。前十章它描述了农民在封建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在这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沉重的剥削，自然灾害的袭击，瘟疫的流行，使他们倾家荡产，尸横荒野，王婆为偿还地租，忍痛把老马送进屠场，然而还没到家，“地主的使人早已等在门前”，人们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惩戒压迫者，换来的却是更深的灾难，人们为生而挣扎，死却威胁着每一个人。萧红在描绘农民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外，还描绘了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极度贫乏。在这里，占据人们头脑的仍然是几千年因袭下来的陈规陋习，而受害最深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成业在高粱地里因本能冲动使金枝怀了孕，然而金枝嫁给他后又受他欺负，连出生一个月的婴儿也在夫妻口角中被摔死。金枝进城里谋生，却受了侮辱而归。她只好去当尼姑，然而庵里已是人去庵空。美丽而温柔的月英瘫痪了，丈夫用砖头围住她溃烂的身子，任其痛苦地哀嚎。萧红借助这些女性的悲惨遭遇，控诉了族权与夫权的不合理性。“十年过去了，世道依旧，丝毫没有变化”，却又多了日本侵略者的抢劫、捕杀、****。许多人家破人亡，在李青山的提议下，被逼上梁山，起而战斗。小说自第十一章以下，就着重表现东北沦陷后人民身受的更加深重的压迫以及为了挣脱这种压迫而进行的抗日斗争。他们“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当亡国奴”，小说结尾那个胆怯畏事的二里半告别了老山羊投奔抗日队伍的描写，说明了在时代激流的搅动下，蒙昧的人们开始了变化。它象征着民族的普遍觉醒，说明中华民族不可亡，也不会亡，正是这种昂扬的民族意识与抗争意志，使这篇凄楚动人的故事显得悲而且壮，给了国人以异样的激动。
　　《生死场》像一首长篇散文诗。萧红以浓郁、感伤的抒情笔调，多侧面地描绘了一幅东北农村的风俗图，全书十七章犹如十七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从不同侧面画出了农村的田园风光、农民的苦难遭际、敌人的凶残暴虐、人民的英勇斗争。萧红不仅写出了沉滞的旧生活中苟安于残酷剥削与贫困的农民，更写出了在惨遭日寇蹂躏的黑土地上顽强站起来的农民，这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纤巧的笔致，也看到了非女性的豪迈雄壮的胸怀。不过《生死场》艺术上也有不足，它的文字清新脱俗而又间见杂质，人物鲜活而又不够完整，特别是结构上缺少章法，章节之间缺乏有力的韧带的牵引，显得松散，也影响到情节与人物的集中。
　　《生死场》出版后不久，萧红重又体验了人世的辛酸，孤独地东渡日本，北上北平。“八·一三”之后，更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但萧红从未中止过她的创作。她写小说、散文，也用诗记录自己的心灵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香港停留时创作的长篇《呼兰河传》和中篇《马伯乐》。《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马伯乐》中，萧红师承鲁迅，把矛头指向国民的劣根性--卑微的洋奴哲学，并表现出从未表现过的幽默和讽刺才能，相当生动地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都市人形象。马伯乐在战争面前惊慌失措，不断逃难。他虚伪、无聊、自欺欺人。他咒骂自己崇信洋教的家庭，但到上海办店时却跪拜在洋人脚下了，他的口头禅除了“万事总要留下退路”，就是“他妈的中国人”，把中国人看得一钱不值；他在屋里偷看日本人“闹房”，没有一点羞耻心；自己嚷着要抗日，但除了用老婆的钱交女朋友或一次次带着老婆孩子演习背包逃难外，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过。《马伯乐》反映了萧红对国民愚昧的深深忧思和铸造新的国民精神的热切期望。
　　正当萧红创作达到顶峰之时，她的人生却走入了低谷。1942年1月，萧红身患肺病、喉瘤炎等，生命垂危。“我将于蓝天碧水处，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不甘、不甘......”萧红最后的遗言更为她传奇悲剧的一生增添了诗性色彩。
　　二、萧军的小说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萧军等。1907年生于辽宁锦县。幼年只受过初等教育，早年曾当骑兵，进过东北陆军讲武学堂。但在旧军队中他只看到了黑暗，失望和不满使他产生了学习写作的念头，并写出《懦》、《鞭痕》等小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与友人等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而逃往哈尔滨。1932年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1933年，与悄吟（萧红）在哈尔滨合作出版短篇小说集《跋涉》，内有萧军的《孤雏》、《这是常有的事》、《下等人》等六篇小说。它们以遒劲雄放的笔墨，揭示了殖民地都市中官吏、老板等“上等人”对于贫民百姓的苛酷压榨，表现出明显的前进姿态。1934年春，开始了反映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故事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同年5月，与萧红同行到达山东青岛，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完成《八月的乡村》初稿。在鲁迅亲切的关怀和帮助下，《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出版。此后还出版短篇集《羊》、《江上》，中篇小说《涓涓》等。抗战前夕，他又完成了长篇力作《第三代》的第一、二部。
　　《第三代》第一、二部于1937年春天出版。作品以相当的规模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东北的社会生活，从错综纷繁的生活景象中展现了民族灵魂。小说中的凌河村可说是旧日东北农村的缩影，一边是高楼世宅的地主庄园，一边是低矮破败的山村茅屋，而统治着一切的便是该村大地主杨洛中。在他的淫威下，村民简直没有了生路，于是有的铤而走险，进入深山密林当“胡子”，公开与地主对抗，有的则辗转流入城市谋求生路。但城市里同样是他们的天下，杨洛中的儿子杨呈思便是城市里一名奴役民工的洋奴买办，这里也发生了工人和城市贫民的骚动。正是在联系着农村和城市的描写中，作品揭示了整个东北乃是封建地主、买办资本家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天下这一严酷的生活真实，具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未停留在对东北民众的痛苦生活情景的描述和控诉上，而是在这苦难的背景中探求近代东北民众强烈反抗精神的成因，全力讴歌这种可贵的为人之道。可以说，这是一部探索民魂的杰作。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刘元、井龙泉、林青、海交、翠萍等叛逆形象，通过他们之口喊出“总要有一天，把这祸害者的窠巢烧成一片平地”的激愤呼声。作品粗犷而又沉毅，平实的描绘中常有豪奇之气，充分体现着作者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