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在第一个十年里，开创了新诗的传统，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了各种流派，在其后期出现了蒋光慈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诗歌。30年代的新诗，即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
　　一、殷夫的红色鼓动诗
　　殷夫（1909－1931），浙江省象山人，学名徐祖华，笔名白莽等。他曾是太阳社成员，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位先驱。他少年时代便开始写诗，曾辑自己早期的诗为《孩儿塔》。这些诗有的表现一个觉醒的青年在黑暗时代重压下的苦闷、抑郁，更多的则表现他们热切地追求光明的情绪。1927年，殷夫来到上海，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不久即被捕。囚禁3个月后出狱，继续参加革命，又一次被捕，后获保释。1929年离开学校，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9月第三次被捕。出狱后，立即投入到青年反帝大同盟、共青团和工人运动中。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写下了许多热情饱满、富有鼓动力的政治抒情诗。当他刚刚显露出诗歌创作的才华时，就在1931年1月第四次被捕，同年2月7日惨遭国民党的杀害，年仅22岁，为“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像一颗流星，但他用自己的执着的追求，验证了裴多菲的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20世纪中国诗坛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保存下来的主要诗集有《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和《一百零七个》，另有小说、随笔、戏剧集《小母亲》。
　　殷夫早期的诗歌如实地反映他献身革命的热情和追求理想的信心，同时也表现出在探索过程中的内心苦闷、孤寂和矛盾的情绪，吟唱不幸的爱情和微茫的希望。作于1924年的《放脚时代的足印》最具代表性：
　　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在灰色的远处闪烁着，如鬼火般的飘忽又轻浮，引逗人类走向坟墓。
　　此外《白花》、《祝--》、《独立窗头》、《孤泪》、《地心》、《给母亲》、《归来》等诗，也是诗人早期诗歌中重要的篇章，抒写真挚的爱国感情，宣泄不满现实的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这些诗篇的基本旋律。
　　1929年以后，殷夫的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光辉的阶段。“四·一二”两周年纪念这一天，殷夫写了《别了，哥哥》这首诗，表明诗人非常决绝地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别，鲜明的爱憎感人至深。由于他背叛旧阶级，投身于无产阶级的火热斗争生活，对斗争有许多实际感受，写的政治抒情诗，有真情实感，标志着思想创作的飞跃。在1929年，殷夫的作品多达50余篇，包括诗、散文、小说，形成了他创作的高潮期。他的诗热烈地歌颂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揭示了革命必然胜利的前途和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如《血字》、《一个红的笑》、《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我们》、《五一歌》等等。其中有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者的，如《让死的死去吧》、《议决》、《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梅儿的母亲》、《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这些政治抒情诗虽然也用政治词语，但不给人空泛之感。这是殷夫的政治抒情诗比以前的同类作品较为优越之处。如《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中，抒情主人公就是斗争队伍中的一员，因而写出自己走在战斗行列中的感受，便十分亲切：
　　我在人群中行走，在袋子中是我的双手，一层层一叠叠的纸片，亲吻我指头。
　　用“亲吻”来连接战斗者的手和革命的传单（纸片），也就是让个人的感情与革命斗争相连，从手对传单的一往情深中表现出一种革命的光荣感、自豪感。虽然斗争很紧张，面临的是敌人的逮捕、屠杀，但诗中表现出来的却是对斗争的愉快、亲切之情，一种为革命献身的自觉性。如不是对斗争有深切的体验，便很难用这么朴质的语言，表现这样浓郁的诗情。《让死的死去吧》歌颂牺牲了的同志，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其结尾说：“走去吧，斗争中消息不要走漏，他们尽了责任，我们还要抖擞。”在悼念死者的诗中，没有悲伤叹息，也不作慷慨激昂的愤怒陈词，以短短三字“走去吧”，表现活着的人继续战斗下去的意志，鼓舞战友的斗志。接着立即交代“斗争中消息走漏”，似与主题无关，却表现了一种沉着冷静的感情状态，似乎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悲痛、仇恨和愤怒，而在感情激动中有稍稍一点的疏忽、闪失。
　　殷夫的政治抒情诗，有高亢激昂的调子，急促跃动的节奏，响亮有力的语言。艺术风格是朴实、粗犷的，虽不事雕琢锤炼，但充满激情，读起来让人感到火辣辣、热烘烘，颇有煽动力鼓动力。《血字》就是殷夫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诗人以激越的情调歌颂“五卅”伟大的历史意义，通过对“五卅”革命精神的追忆，生动地表现出人民不畏强暴、不怕困难、顽强战斗的英雄气概。鲁迅十分推崇殷夫的诗作，在《孩儿塔》的序文中写道：“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
　　殷夫诗歌的数量虽然不多，但他继承了蒋光慈等开辟的政治抒情诗的传统，又直接承接了郭沫若的《恢复》的战斗风格，成为3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作者。他不仅开拓了新诗的思想境界，而且丰富了政治抒情诗的艺术手法，提高了政治抒情的艺术水准。因而在新诗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作品选析]
　　血字殷夫
　　《血字》写于1929年“五卅”运动四周年的前夕，是殷夫为纪念“五卅”惨案而作的。它以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题材，通过铿锵有力的语言，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誓与旧世界决战，为新时代催生的豪迈气概。全诗一共8节，每节4行，从思想内容上看，可大体划分为三层意思。
　　诗的前三节，诗人通过三个节拍整齐的诗节，回旋的韵律，表达了对“五卅”运动深沉的追念。在这一部分里，诗人一开始就形象地展现了“五卅”惨案的经过。诗人把它化为诗的语言，以“血液写成的大字”，“斜斜地躺在南京路”、“刻划着千万声的高呼”、“记录着冲突的经过”等几种不同的场面，再现了“五卅”运动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斗争情景。作者以高昂的激情，反复唤起人们要牢记“这个难忘的日子”。记住敌人残暴的罪行，记住无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战斗中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因而，作者在事件发生过了四年以后，仍旧牢记着“这个难忘的日子”，并且把它写在纸上，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用来激励和鼓舞革命的人民。而那为数极少的叛徒却躲在阴地里“狞笑着”。
　　诗的四、五、六节，诗人更以磅礴的气势，通过响亮有力的语言赞颂“五卅”运动的作用和力量。同时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崇高理想。诗人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呼吁这一庄严伟大的“五卅”精神能像巨人一般地“立起来，在南京路走！”这一人格化的描述，不仅是诗歌形象化的要求，而且它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意义。“五卅”这一血的教训不能只是停留在沉痛的纪念上面，它应当成为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动员令。中国人民应该行动起来，把“五卅”这一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光大，使之扩大到全中国全世界。只有这样，广大人民才能彻底摆脱长期以来被奴役的命运。进而，诗人以坚定的语调预言：今日他们的天堂，/他日他们的地狱，/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这一预言，表现了诗人对自己阶级巨大力量的坚定信念和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他还豪迈地宣告自己是旧世界叛乱的先锋，是新世界“历史”的创业者，是在暴风雨中同黑暗搏击的“海燕”，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无畏的尖兵。诗人把自己与整个革命事业熔为一炉，发出了让旧世界颤栗的高吼。
　　在抒发自己豪情壮志之后，诗人在第七、八节里把笔锋一转，归到“五卅”这一题意之下。诗人在对“五卅”运动的作用和力量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颂之后，非常别致地运用了字形的比喻，希望“五”和“卅”这两个血字能化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大众从事暴力革命，为被压迫阶级争自由、求解放的武器和工具，对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四年的血液润饰够了，/两个血字不该再放光辉，/千万的心音够坚决了，/这个日子应该即刻消毁！”对“五卅”的纪念不能再只停留在形式上了，它必须有切实的战斗行动，它必须成为无产阶级挣脱镣铐、向旧世界进攻的号角。
　　《血字》选择这么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题材来歌唱，显示了诗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履行了一个革命诗人神圣的社会职责。从诗情的进展来看，这首诗从开始时的舒缓、平静逐渐发展到雄浑、激越，把人们的感情步步引向高潮，造成一种强烈撼动人心的旋律，引导人们去思索民族和阶级的命运。为了更生动、形象地表现内容，诗人还用了反复歌咏和强烈对比、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如前三节诗，就让“血液写成的大字”重复了三次，以突出深刻的印象。中间数节，诗人竟呼唤“五卅”立起来，并赋予它以“血的光芒”、“刚强的姿态”，叫它发出“洪钟般的预言”，这是拟人。而后，又通过事物之间的“今日”与“他日”、“天堂”与“地狱”、“血液”与“泪水”的强烈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历史规律。全诗虽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慷慨抒怀，但又具有诗人强烈的个性和感情色彩。
　　二、蒲风与中国诗歌会的诗
　　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成立，这是殷夫之后，代表左翼诗派的最重要的团体。其成员有穆木天、蒲风、杨骚、任钧、王亚平、温流等。他们反对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主张诗歌要捕捉现实，用大众歌调表现民众的愿望和呼声。蒲风即为中国诗歌会中最有影响的诗人。
　　蒲风（1911－1942），广东省梅县人，原名黄日华，笔名有黄风、蒲风等。写有诗集《茫茫夜》、《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以及长诗《六月流火》、《可怜虫》等。蒲风早时所写的诗，多抒发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反抗的情绪，也表达诗人追求光明的愿望。这类诗充满了激情，如《鸦声》，其内容是诅咒社会黑暗的，写法上类似《凤凰涅》中的《凤歌》。乌鸦飞到东南西北四方，看到东方“恶人们在喜气洋洋”，西方是“片片沙漠”，“我飞向南方：/南方紧紧地接着海洋；/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众们反抗统治者的浪潮与日俱长。”“再飞向北方：/北方有的是魑魅魍魉”，用这种方法来揭露当时的社会。《扑灯蛾》用象征手法，写一只飞蛾不畏牺牲，扑向灯光，借此表现追求光明的热烈情绪。蒲风的这类诗，感情热烈、奔放，浪漫主义的特征甚为鲜明。
　　最能体现中国诗歌会的诗歌大众化主张的，是一部分描写农村生活的诗。这部分诗多写在中国诗歌会成立之后，这时蒲风主张“技巧不能过于脱离大众”。因而他在保持诗的热情澎湃的特色的同时，转向平易、朴素、写实的风格，开始描写农民的苦难和反抗，反映农村革命的深入。写于1933年的长诗《茫茫夜》是他的代表作。全诗以母子对话的形式通过一对母子之间的冲突，表现出两代人对待命运的不同心理，母亲的屈辱，儿子的反抗和出走，显示了30年代农村风云激荡的革命形势。最后以雷电声中一阵狂风暴雨，象征着革命风暴已席卷农村，“风雨声中，/夹杂着晓鸡啼音！”暗示出中国农村将在暴风雨中迎来光明。
　　1934年以后，蒲风诗中抗日救亡的主题逐渐增多。《钢铁的歌唱》、《我迎着风狂和雨暴》、《中国，我要做个炮手哟》等，都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其中写于1936年7月的《我迎着风狂和雨暴》是最为杰出的一篇。诗歌描写抒情主人公迎着风和暴雨，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倾诉爱国深情。整首诗刚健、雄壮，表现出中华儿女奋起抗日的坚强决心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蒲风的诗从总体上说，是朴实、豪放，洋溢着激情的。他是新诗歌运动最热烈的倡导者和最积极的实践者，在诗歌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许多可贵的探索，对40年代新民歌体诗的崛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的诗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艺术上缺少锤炼，有粗制滥造之嫌；结构有些松散，形象和语言比较空泛，有概念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