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初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标志着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了转型期--即革命文学时期。这个新时期到来的直接动因是由于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动，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及紧接着而来的白色恐怖所引发，而它产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新文学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产生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五四新文学，它本身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诞生那天起便与时代息息相通，与社会变革同步前进。以启发国人觉醒为宗旨的“人的文学”对于唤醒沉睡中的国人的确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人生”的文学对种种社会弊端的揭露令人触目惊心。但是，由于当时理论指导上的局限，新文学在它诞生不久就陷入困境：被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呐喊所惊醒的青年人，虽然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深宅大院，但却很快在社会的十字街头彷徨、徘徊；“问题小说”对被污辱被损害者的同情怜悯不仅未能使他们改变悲惨的生存处境，反而使了解了他们处境的作家自身也因此而陷入了悲观失望之中，致使五四运动退潮时期，苦闷彷徨的思想情绪一度成为五四作家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结果，被个性解放唤醒的青年陷入了“梦醒了以后无路可以走”的困境；“问题小说”导致人们去厌世恨世；反“载道”的文学或陷入个人的“闲适、趣味”中自我陶醉；或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新文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对于新文学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最早给以关注的是一批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针对新文学初期将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相分隔而产生的种种弊端，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不仅为新文学引入新的思想指导，而且提出了将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新思路，对于新文学摆脱因理论局限而陷入的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理论主张不免显得幼稚、粗疏，也未能形成一场有影响的运动，但他们对新文学克服自身的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它不仅彻底动摇了封建旧军阀的黑暗统治，而且使社会各阶级、阶层群众的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与强烈的震撼,也使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沈雁冰、鲁迅等，都或先或后、程度不同地被卷入这大革命的漩涡之中。这不仅使他们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对革命有了切身的体会，也使他们对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革命，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等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这些都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发生于1928年初，经受了大革命洗礼的一批革命作家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抱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愤激态度，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在文坛上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发起者主要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他们以《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钱杏屯阝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这些文章较系统地披露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和主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着重从当时的处境出发，突出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倾向性和宣传功能。
　　第二,初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任务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步意见，认为无产阶级作家不一定出身无产阶级，但必须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强调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否定“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号召表现工农的生活，运用工农的语言。
　　第四,提出批判旧文学的任务，不仅要批判封建主义文学，同时要批判五四文学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他们把鲁迅作为旧文学的代表人物进行重点批判，这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教条主义地照搬外国经验的突出表现。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不仅适应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也克服了新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对新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多数倡导者并未读懂马克思主义，加之又受到当时国际和国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理论主张中又夹杂着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和错误倾向。如把文学的倾向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强调文学的宣传功能而忽视文学的审美特征；夸大文学的社会作用，鼓吹文学可以“超时代”、“组织生活”，否定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现实主义原则；以及全盘否定五四文学的成就及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等。
　　创造社、太阳社在理论主张上的错误和偏颇，特别是他们全盘否定五四文学、把鲁迅等五四新文学作家当作旧文学的代表加以批判，迫使鲁迅对他们的“批判”进行反驳。鲁迅先后写了《醉眼中的朦胧》、《铲共大观》、《文艺与革命》、《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上海文艺之一瞥》；茅盾写了《读〈倪焕之〉》、《从牯岭到东京》，阐述对革命文学的看法，这就在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茅盾等作家间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这场论争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双方都发表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文章进行批评与反批评，但主要是围绕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其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如何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创造社、太阳社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倾向性，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他们将文学的倾向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将“文学反映生活”这一正确的命题说成是“小有产者的把戏，机会主义的念佛”；他们无限夸大文学的功利性，认为文学可以“超时代”，“创造时代”，这些错误观点自然要受到鲁迅的批评。
　　鲁迅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认为文学“不过是时代和人生的记录”，“不相信文学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并嘲讽文学“超时代”的说法就像“一个人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荒唐可笑。
　　第二是关于如何对待文学的审美特征。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在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尤其是它的宣传作用时，无视文学的审美特征，甚至把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特征对立起来，错误地把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追求艺术形式完美的作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认为“洗炼的对话，深刻的事实，那些工作，让给昨日的文学家去做吧”。似乎无产阶级作家只讲功利性，不要艺术性就行了。这种认识的偏差必然会导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就连深谙文学创作之道的郭沫若此时也公然宣告：无产阶级作家“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他只有叫喊，没有呻吟；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徊；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流血，没有眼泪”。
　　鲁迅同样重视文学的功利性，他弃医从文就是要借文艺的力量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但作为一位艺术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鲁迅也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他深知，文学的功利作用只有通过其审美特征才能实现。他用辩证的观点分析文学的功利性与艺术的关系，对创造社、太阳社的片面性的观点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美国的辛克莱儿说，一切的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莱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是可以的”。“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术的上达，......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鲁迅还用那些“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所谓“革命文学”作品为例来说明，忽视审美特征的文学作品是不会发挥真正的宣传作用的。
　　第三是关于作家的世界观问题。创造社、太阳社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要求作家转变世界观，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把世界观的转变看成像发表一个声明那样简单，并以此将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作家一律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态度，不仅有认识上的偏差，而且带有宗派主义的倾向。鲁迅对此曾批评道：“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隐瞒起来，演戏似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鲁迅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文学》，见《而已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见《而已集》）。
　　第四是关于五四文学的评价。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们由于对中国的现状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的性质，贬低反封建作品的意义，甚至把五四文学当作“旧文学”来批判。他们把叶绍钧说成是“最典型的厌世家”；称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的“隐遁主义者”；而称郁达夫的人生态度“则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艺术与社会生活》）。更有甚者称鲁迅是“代表有闲阶级或者蒙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时代的“落伍者”(《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里，他们对五四作家的批判不仅十分错误与荒谬，而且带有人身攻击的性质，这就使鲁迅对他们的批驳不仅有理论上的辩驳，也有言辞激烈辛辣的揭露与嘲讽。鲁迅充分肯定五四文学的积极成果，对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全盘否定五四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捍卫了五四文学的成果。
　　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左翼文学内部的一场文艺思想论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水平不同而产生的认识的差异而引起的论争。由于论争的双方都赞成无产阶级文学，并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观察文艺问题的指导思想，所以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纠正了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某些理论上的错误，促使双方深入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掀起一个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热潮。此外，论争也使双方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使创造社、太阳社的不少作家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这就为革命文学组织左联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当然，论争也暴露出革命文学队伍内部在理论与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有些问题并未因论争的平息而消失。相反，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值得人们认真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