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自1928年写《创造》到1948年发表《春蚕》共创作了50余篇短篇小说，大部分收入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宿莽》、《春蚕》、《泡沫》、《烟云集》、《委屈》和《耶稣之死》等集中，其中《林家铺子》和《春蚕》是茅盾三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茅盾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是社会分析小说的优秀之作。
　　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成千上万人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工厂停业，商店倒闭，中国经济加速崩溃。国民党当局加深对人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致使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此时茅盾一度回故乡小住，亲眼目睹了昔日富庶的江南小镇和乡村现在呈现出的一片萧条、凄凉，于是他把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体验和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清醒认识溶入了《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中。
　　《林家铺子》写于1932年6月，在茅盾创作道路上占重要地位，标志着茅盾小说创作的成熟。《林家铺子》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其主题的深刻。它通过一个同时与上海和江南农村小市镇相联系的杂货铺的描写，由其破产倒闭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民族商业在重重矛盾之下走向衰败的必然趋势，并由此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林老板算得上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做生意能手，他胆小谨慎，施展出全部聪明智慧，在风雨飘摇的社会大动荡中战战兢兢地维持着店铺的可怜局面，但这个颇善经营的小商人，最终难以摆脱破产倒闭的命运。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了农村破产和农民购买的枯竭，尽管林老板的商品一再减价，销量还是极低，生意难以维持。由于上海的战事，使金融冻结，林老板借贷无门，再加上同行间的倾轧都使林老板穷于应付，而终究摆脱不了困境。给他以致命的打击的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卜局长、黑麻子之流。查封货物索贿，逼迫林小姐为妾，扣押林老板......一次一次的敲诈勒索，逼得林老板走投无路，只能弃家而逃。林老板的遭遇典型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初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整个民族工商业的必然命运。林老板的失败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原因所致。小说还描绘了比林老板命运更悲惨的那些贫苦市民，林老板的破产造成了朱三阿太、陈老七、张寡妇等家破人亡的惨剧。小说在下层悲惨者的疯狂惨呼中结束，更加形象深刻地展现了旧社会层层鲸吞的残酷事实，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林老板的形象。作者生动地描绘了林老板在诸多矛盾冲突中两重的性格特征，精明能干又怯弱苟安、安分守己而又投机损人。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在层层鲸吞的竞争中，林老板精于生意，靠行贿买通了党老爷，避过了“声讨日货”的惊险；当危机到来，他人难以招架之时，他想出“大廉价照码九折”、“大放盘”、“一元货”等办法，招徕顾客，开创了“镇上近二十年来未有的新纪录”；他殷勤地巴结顾客，来维持难做的生意。但是这个善于经营的小商人，又胆小怕事、委曲求全，一次一次退让，给他换来更深的压迫，逼他走上破产之路。另外作者还描绘了林老板的自私、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资本家的性格特征。为了挣钱他想以次充好，把日货当国货。为了小利，在朱三阿太身上打主意，千方百计向朱三阿太兜售“洗脸毛巾”等物。这反映了林老板的资本家的自私自利的性格特征。作者笔墨集中地描写了林老板在特殊的生活遭遇中的主要性格，从而有力地揭示了林老板悲剧的必然性，使小说表现的社会内容更深广。
　　《林家铺子》是茅盾短篇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小说的情节结构布局得体，剪裁巧妙，波澜起伏。小说以党部要查封日货，林老板无奈当了金项圈去“斋斋那些闲神野鬼”开始，把林老板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这一主要矛盾突现出来，接着多种矛盾在主人公林老板身上激烈地展开，把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环境同特定的人物的独特命运结合在一起，结构紧凑，思想深广。小说情节波澜起伏，围绕主线矛盾起起伏伏地向前发展；因为党部抵制日货，林老板被党老爷勒索了四百元是抑，林老板借“大放盘”生意有了转机，是扬；上海客人拿走做生意所得全部收入，钱庄又扣“庄索”，朱三阿太提取利息又是抑；“一元货”畅销，再扬；同行嫉妒，黑麻子绑架，卜局长欲霸占林小姐为妾，是再抑，这抑扬的交替运用使情节逐步进入高潮--破产潜逃，作品情节曲折地突出了林老板的挣扎，以及他悲剧的不可逆转的必然性。
　　《林家铺子》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春蚕》、《秋收》、《残冬》共同组成了“农村三部曲”。《春蚕》写于1932年11月，是三十年代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短篇之一。它以“一·二八”事变前后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老通宝一家春蚕丰收负债破产的悲剧对“蚕花丰收”蚕农愈困顿的畸形社会现象做了生动的描绘。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现实。与《林家铺子》、《子夜》共同构成了一幅三十年代旧中国从城市到乡村广阔社会生活的时代画卷。
　　[代表作选析]
　　春蚕茅盾
　　《春蚕》以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农村、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为背景，通过描写江南农村的蚕农老通宝一家辛勤劳作夺得蚕茧丰收，结果却是卖地、负债的遭遇，追溯“世界到底变了，而且越变越坏”的渊源，深刻地剖析了“丰收成灾”的社会根源。从而使读者看到造成中国农村破产的真实历史过程，就作家对题材的开掘和反映“丰收成灾”这个三十年代作家们普遍表现的主题的深广程度而言，《春蚕》的思想成就是其它同类题材的作品所不及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作者不只是典型地反映出“丰收了农民反而破产”这一违反常规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作者敢于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把农民的出路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提出来。作者在《春蚕》中，着重刻画了老一代农民老通宝的形象。通过老通宝的悲惨命运，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经济掠夺日益趋于破产的真实面貌。
　　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的农民。他出生在清朝，深受封建观念的毒害。他从来就是个规矩的人，安分守己，勤俭刻苦是他的处世哲学。他在长期贫困生活的煎熬中，总是逆来顺受，承认现存的制度是合理的。他不甘于贫困，想方设法摆脱，竭力挣扎，他相信勤劳可以发家；他也迷信命运，虔诚地恪守着养蚕时的一切禁忌，并要他儿子阿多也严格遵循，他幻想着通过辛勤紧张的劳动获得丰收，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时代变了，社会环境也不同了，因此，蚕茧虽然获得了多年未有的丰收，但随之而来的无情打击却是资本家压低蚕茧的收购价格，使他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和贫困之中。他隐约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是因为“洋鬼子”的缘故，“铜钱都被洋鬼子骗去了”,因而仇恨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这反映了老一代农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憎恨，同时暗示了在残酷的现实的逼迫下，他的内在的反抗因素正在不断增长。
　　老通宝的儿子阿多，是正在觉醒的新一代农民形象。他活泼乐观爽朗热情。他不相信蚕茧好和田里熟能改变农民的穷苦命运，他怀疑旧制度,对现实不抱任何幻想。老一代迷信保守的旧观念他不屑一顾，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铸成了他的逆反心理。阿多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发展的正确认识。只有像阿多那样，面对“变了”的现实，认真思考自己生活道路的“变”,寻找反抗这种“变”的方式，才可能改变这种境况，《春蚕》不仅思想内容深刻，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特色。
　　首先，作品在塑造人物上，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肖像、言行、心理的细腻描写及对比等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的心理描写生动传神，老通宝为夺得春蚕丰收，内心处在“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惧”的矛盾之中，作者抓住这种精神状态细腻地刻画了老通宝希望、紧张、焦虑不安，且喜且忧的心理变化，使老通宝的形象真实可信；作者还运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同样对待养蚕禁忌，对荷花的态度及摆脱贫困的方法等，老通宝和阿多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读者从老一代的悲剧中加深了对社会现实及社会的发展方向认识，加强了小说的时代感。作品还通过语言行动来塑造人物，使人物形象个性更突出。
　　其次，结构严谨完整，情节曲折、紧凑，是作品的又一特色。小说从始至终以养蚕为中心线索，众多的人物、事件都围绕着这条线索展开。随着情节波澜起伏的曲折发展，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和他们的希望追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小说完整地描绘了事件和全过程，在曲折而略显单纯、自然而又略显紧张的情节叙述中，反映了三十年代丰收成灾这一违反常规的复杂而深刻的生活内涵。
　　其次，逼真的风俗和浓厚的乡土气息使《春蚕》独具特色。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生机盎然的桑林的描写为刻画老通宝的性格和命运做了铺垫，在景物描写中注入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情景交融，不仅含蓄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透露出江南农村的乡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