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1929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始用的笔名，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名门望族。
　　巴金童年生活在一个三代为官、四世同堂、五房合居的封建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巴金从小生活在这些人中间，亲眼看到了封建家族制的罪恶和礼教的虚伪，亲耳听到过被污辱被损害者的痛苦呻吟，也亲身体会到封建家族制对青年一代身心的折磨和摧残。这些经历在巴金童年的心灵中播下了憎恨和反抗的种子，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巴金的青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对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启蒙的“先生”是他的母亲陈淑芬。在那个缺少同情与爱的黑暗冷酷的封建大家庭中，巴金从母亲那里最早受到“爱”的教育。母亲那种带有平等博爱色彩的“爱”的教育，对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起了最早的启蒙作用。第二个“先生”是个姓周的轿夫，从这个经历丰富境遇坎坷的老人那里，巴金不仅听到了许多生动惊险的故事，“略略地知道了一点社会的情形”，而且懂得了“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人生哲理，即“为人要真诚，不要骗人，不要亏负人”。轿夫这些纯洁而朴素的话语深深印入了巴金幼小的心灵，成了他人生的座右铭和终生的人格追求。第三个“先生”是朋友吴先忧。从他那里巴金第一次获得了信仰--“自己牺牲”，即为多数人的幸福而献身的精神。这三个“先生”的启蒙教育为巴金后来走上争取光明与自由的道路，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然而对巴金的思想和生活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五四”，是“五四”时代精神。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及《少年中国》等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受到科学民主思想的启发与熏陶。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终于冲破家庭的阻挠进入成都外专读书。外专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使巴金能大量接触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而且使他有机会直接阅读从国外传来的表现新思想的书籍。这些书籍的阅读在巴金眼前展现出一个他以前做梦都未想到的新天地。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夜未央》及流亡欧美的著名安那其运动的领袖魏·玛·高德曼的著作使巴金激动不已。他惊叹道：“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话”。巴金从这些书中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梦境中的英雄”和“终身的事业”，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信念，把建设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此后他不仅参加了反四川军阀统治的实际斗争，还与几个青年组织了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积极办刊物、印传单、召开秘密会议。巴金从这时起自称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
　　为了进一步探索实现万人享乐的人间乐园的道路，巴金于1923年5月毅然冲出家庭的樊笼，离开闭塞的四川，东出夔门，来到新思想极为活跃的上海、南京，先后在上海南京求学。1925年巴金在北上投考北京大学时发现患了肺病，于是放弃了求学的计划返沪养病。在此期间巴金大量阅读了国外的社会科学著作，对其中的理论思想和政治主张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吸收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他曾发表过一些正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并与国内外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和个人建立了联系。
　　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是把它当作反对封建****、揭露现实黑暗、追求光明未来的思想武器。因为，虽然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科学的社会理想，但当上世纪初传入中国时，却因地点、条件不同而产生过在欧洲不尽相同的作用。不少刚刚从封建****下觉醒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未找到更先进的思想武装时，都曾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反对封建****的武器。
　　当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和局限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逐步瓦解。由于巴金是在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失望后才开始文学创作活动，这就使无政府主义印痕深深地烙在他早期的创作之中，因而使他在反映现实的真实与深刻的程度上，未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
　　1927年1月，巴金怀着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敬之情离开上海到法国。在那里，他广泛涉猎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尤其是被称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对巴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在早期作品中所呈现的赤裸裸地袒露自己思想感情的风格和晚年在《随想录》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几乎严酷的自审精神，似乎都源自《忏悔录》”。在国外，巴金还与国际上一些社会活动家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与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凡宰地的通信和参与营救凡宰地、萨珂的活动，使巴金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虚伪，也使他开始体会到自己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同严酷现实的尖锐矛盾。这使巴金感受到深沉的失望与悲哀，也成为巴金由社会活动向文学活动倾斜的起点。
　　1927年5月，就在凡宰地被美国政府判处死刑和国内发生“四·一二”大屠杀的噩耗接踵而来的悲愤日子里，巴金开始了他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创作。这部作品以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一个青年“自由社会主义者”杜大心只身刺杀戒严司令并自杀的个人复仇与拼命行动。作品取名“灭亡”有双重含义：一是诅咒那些“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的底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二是歌颂革命者的献身精神，因为“凡是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也要灭亡”。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使作者在揭露社会黑暗、呼唤对不合理社会抗争的同时，也对“病态革命家”杜大心冒险拼命式的斗争方式给予肯定与歌颂，因而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受到了损害。
　　《灭亡》是巴金走上文学道路的光辉起点。它第一次表现出巴金艺术地把握生活创造艺术形象的才能，体现了巴金作品饱蘸着强烈爱憎感情的抒情色彩以及朴素自然明快流畅的语言风格，为巴金小说的艺术风格定下了基调。因此，当《灭亡》在《小说月报》上刚一发表，即“蜚声文坛，万人传诵，群推为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
　　1929年初，巴金离开法国返回上海。此后他一面继续探索社会科学理论，一面将主要精力转到文学创作上来。从1927年到1933年，巴金先后完成了《灭亡》的续篇《新生》、《死去的太阳》、《海的梦》、《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春天里的秋天》等，这些作品仍以诅咒黑暗现实、歌颂为理想而牺牲的革命行为和献身精神为基调。
　　《爱情三部曲》是最集中体现巴金信仰和追求的一部写意的作品，堪称一部激情洋溢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群知识青年的恋爱和革命生活，着重表现他们反抗黑暗、追求光明、为理想和信仰而不屈不挠斗争的献身精神。
　　《雾》的主人公周如水作为作者所礼赞的英雄的一个反衬，是个优柔寡断、缥缈不定、没有明确坚定信仰的人。他像雾一样捉摸不定的性格，使他在爱情和事业的追求上都一事无成。作为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周如水憧憬自由和光明，却又无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向往婚姻自主和爱情幸福，又没有勇气为此而追求和斗争。结果当他热恋的新女性张若兰向他倾诉爱慕之情时，他却以要回家去尽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为理由拒绝了她。回家后他才知道自己受到家庭的欺骗，得到是无可挽回的悔恨和遗憾。在事业的追求上，他也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虽有许多改革社会的宏论，却终因怕“被当成共产党砍了头”而毫无建树。相反，作为周如水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陈真，则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成为整个三部曲中最具有“健全性格”的英雄人物的精神支柱。
　　《雨》表现的是主人公吴仁民对信仰由犹豫动摇到坚定不移转变过程。作为革命团体成员的吴仁民开始因爱情的诱惑而动摇了信仰，终日沉湎于同女友熊智君的爱情而贻误了工作。他本想以争取熊智君加入其团体来回答同志们的指责，可他过去的情人郑玉雯的意外出现又使他陷入了情感的困境。最后郑玉雯因吴仁民被捕而自杀，熊智君为救吴仁民被迫嫁给了官僚，愤怒的吴仁民闻讯后决心要向两次霸占其情人的官僚拼命。而他的老师却用信仰开导他：“我们憎恨的是制度，那人只是你的情敌”。于是吴仁民很快从失去情人的悲愤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地去为信仰而奋斗。
　　《电》是三部曲中作者最喜欢的一部。主人公吴仁民、李佩珠都已成为对信仰无比坚定忠诚的“性格近乎健全”的人物。在反对封建军阀、争取光明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不仅具有顽强的斗争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也懂得了一些斗争策略。同时，也只有像他们这样确定了坚定而忠诚的信仰的人，才能正确处理信仰与爱情的关系，使爱情之花结出信仰之果。正如李佩珠所说，“爱并不是罪过，也不是可羞耻的事情，......也许我们明天就会同归于尽，今天就不许我们过得更幸福些吗？爱情只会增加我们的勇气。”因此，在《电》中，爱情不再是革命的障碍，而成了主人公为信仰而献身的推动力量。尽管这种信仰并不是健全的社会理想，但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以及对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行为的歌颂和礼赞，使它在知识青年中赢得了广大读者。
　　《爱情三部曲》比较真实地塑造了一批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艺术形象，丰富了中国新文学人物画廊。另外，作品在刻画人物内心矛盾和特征上的精细真切，风景描写上的优美动人，语言运用上的激情跳荡,都给作品增添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从1931年到1936年，巴金在创作之余曾先后到浙江、福建、广东、北平、青岛及日本旅行，广泛接触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下层群众，加上当时受左翼文艺的影响，巴金也写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如中篇小说《砂丁》和《雪》（原名为《萌芽》曾改名《煤》），都是反映当时矿工悲惨生活的作品。它们的问世不仅标志着巴金在创作题材上的新开拓，也表示巴金开始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局限，使自己的创作更贴近中国的现实，因而具有更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战斗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巴金创作以歌颂信仰抒发感情为主的《爱情三部曲》的同时，1931年他又开始了《激流三部曲》的创作。写于1931年的《家》、1938年的《春》和1940年的《秋》，标志着巴金小说创作的重大突破，它们以家庭题材小说的形式开创了巴金小说独特的现实主义道路，成为巴金全部小说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名著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激起巴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先后辗转于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贵阳、成都、桂林等地，曾与茅盾合办抗战文学刊物《呐喊》，担任上海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出任“文协”的理事，积极为抗战奔走效力。
　　从抗战开始到解放战争期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巴金仍坚持文学创作。他在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春》和《秋》后，又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其中《火》与《第四病室》是直接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的作品，而《憩园》和《寒夜》则与《激流三部曲》一脉相承，仍属于家庭题材小说，但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家庭不再是黑暗的象征物，而成了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其二，主人公不再是作家讴歌的理想中的英雄，而多是在社会重压下的卑微的小人物；其三，作品也不着重反映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其四，随着作家对中国社会现实了解的加深和阅历的增长，作家的美学追求也由崇尚悲剧英雄转向了对庸俗卑微小人物的关注，作品的情调也由早期的热情奔放倾向鲜明转向深沉冷峻、忧郁悲哀。作品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更强烈更深刻了。
　　巴金的文学创作，除著称于世的中长篇小说外，短篇小说创作也硕果累累。从1929年的第一个短篇《房东太太》起到1977年的《杨林同志》止，巴金共创作85篇小说，单是解放前的小说就有《复仇集》（一）（二）、《神·鬼·人》、《沉落集》、《发的故事》、《长生塔》、《还魂草》、《小人小事》等13个集子。这些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成就颇高，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题材广泛、视角新颖、内容丰富、地域辽阔。既有对劳苦大众血泪斑斑的生活景象的描绘，又有对爱情婚姻信仰的追求以及生与死这些永恒主题的揭示；既有对家庭社会矛盾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又有对各阶层人们不同精神世界的展示；既有对中国社会众生相的艺术再现，也不乏对外域各国社会现实的扫描。
　　第二，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有时通过对特定环境的描写揭示人物命运，如《化雪的日子》；有时则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融进较多的生活内容，如《将军》；有的就以人物的感情片断为描写的主干，与散文相似。
　　第三，在人称的运用上富于变化。既有第三人称，也有第一人称。而在第一人称的运用上也不雷同：有的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我”便是主人公，有的则是个陪衬人物；如《爱的十字架》和《初恋》；有的甚至采用“三重式”的第一人称，即由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引出第二个叙述者“我”，然后又出现了作品的主人公“我”，如《复仇》和《弹哑了的三弦琴》等。
　　从1928年开始文学创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20年间，巴金共创作了500万字的作品。计有长篇小说5部，中篇15部。短篇85篇，编为12集。散文随笔18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长篇小说，它们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与茅盾、老舍那些成就巨大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那些通过家庭矛盾冲突兴衰变迁来反映时代风云社会变革的作品，在新文学史上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这些辉煌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享有盛誉，而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1982年巴金作为第一个东方作家获得意大利的但丁国际奖，1983年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这表明巴金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