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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老舍”这一笔名是1926年8月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开始使用的,他是我国市民文学杰出的代表作家,著名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皇城一名护军,牺牲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中,此后生活全靠母亲给人缝洗和当佣工的收入勉强维持,这个经历使老舍对北京下层市民生活十分熟悉,因而能够成为现代文学中用纯熟的北京口语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铁笔”、“圣手”。1918年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校长,国文教员等,1923年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小铃儿》。
1924年夏,为了谋生,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创作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反映了辛亥革命后2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里市民的际遇,勾画了他们的精神弱点。1929年夏,老舍经巴黎回国,途中在新加坡停留半年,写成《小坡的生日》。
1930年老舍回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并创作了大量小说,硕果累累,成为30年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从这时到1937年,他写的长篇小说有《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以及中篇《我这一辈子》和许多短篇。
“七·七”事变后,追求光明与进步的老舍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济南失陷后,他只身奔赴武汉,和郭沫若等发起、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了《抗战文艺》。从1937年到1948年,是老舍政治热情、爱国主义思想和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的重要时期。为了服务于民族革命战争和鼓舞人民的斗志,他既写中、长篇小说,也写话剧、戏曲、鼓书、相声。先后写有《火葬》、《四世同堂》(包括《惶惑》、《偷生》、《饥荒》)、《鼓书艺人》等著名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贫血集》、《火车集》、《东海巴山集》;《残雾》、《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写)等话剧;长诗《剑北篇》等。
解放后,老舍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务。创作了《龙须沟》、《茶馆》及大量热情歌颂党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文艺作品,被誉为“杰出的语言大师”,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66年8月24日,老舍因遭受极“左”路线的打击与迫害,含冤逝世,终年67岁。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国民性问题的格外关注。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他在描写市民人生这个题材方面,是别人难以企及的。以城市市民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的人生足迹、性格、心理,从中揭示社会的黑暗、腐朽,透视出市民思想与情感的优点与局限,从中演绎出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老舍用众多小说构筑起的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和颜悦色、谦恭有礼地把人们带进古老都市的中下层,带进那些别具风味的小茶馆、大杂院、狭窄的胡同和热闹的庙会。他描绘了一个充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五光十色的市民王国,诸如车夫、艺人、暗娼、巡警、教员、职员、拳师、土匪、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和为非作歹的洋奴汉奸,都有栩栩如生的刻画,都市古风、市井俗态无不穷描极绘。而这些市井俗态又在老舍手中得到现代意识的重新观照。
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写得最多最好的是那些传统的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大多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早在英国创作《老张的哲学》的时候,老舍的这种创作定位就开始显露出来了。小说以老张为线索,以龙凤与李应、李静与王德这两对青年的爱情悲剧为补充,揭露了老张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市侩哲学和无耻行径。什么是“老张”的哲学呢?一个字,就是“钱”,一种以“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哲学:经商、当兵、办学。为了钱,他什么都干。而这个极端丑恶的害人精竟被荐往南方任教育厅长。而之后写作的《赵子曰》中,则写了“五四”时期在北京住公寓的一群大学生生活。欧阳天风是个流氓市侩,和“老张”一样,信奉“名、钱、作官,便是伟大的’三位一体‘的宗教”,“钱就是名,名就是钱”,这两部作品情节都还生动,语言有幽默之风,但开掘不深,揭露或讽刺均较表面化。
比较之下,《二马》题材较新鲜,作品以伦敦为背景,通过华侨马则仁、马威父子在伦敦经营古玩的悲喜剧,表现了老马和小马两代人的思想差异,也通过中英两国思想文化方式方面的比较,解剖了中国的国民性。其中,老马的形象塑造得尤其成功。老马迷信、中庸、马虎、懒散,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是一个“出窝儿老”的典型。他思想封建,尽管在经商却总想做官;自我封闭,生活在外国,却决不接受外面的一切;奴性十足,到处想讨好洋人,这是一个封建文化薰陶下的市民旧知识分子。作品在否定他的同时,也对古老民族的弱点进行了否定。因此从思想上看,这部作品比较深刻,它涉足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整体,是整个的旧中国国民。
1933年创作的《离婚》,标志着老舍创作中的重大发展。它以北平财政所里的三个职员的生活为题材,描写了灰色的市民生活和怯懦、敷衍的市民性格,反映了社会的黑暗。老李是个老实人,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后在衙门里当科员。他有理想有抱负,可是在官场上他总是失败,当他在困境中希望得到同事帮助时,却遭到流氓小赵和同事张大哥的敷衍,最终从痛苦中觉醒,抛弃了“衙门”的“肥差”,回到农村重新生活。小赵则是个强人,他什么也不相信,不信教条,没有道德观念,什么也不怕,不怕良心和责任的压力,什么都敢干,可正是这样,小赵生活得逍遥自在,很吃得开,但这篇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张大哥。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离婚”意味着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小说还辛辣地揭示了张大哥的“哲学困境”。这位“圆通人”处事的准则是:“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两三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连小说中另一位“马虎”先生都嘲笑张大哥的生活态度就是敷衍。作者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写出了这类老派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在遭到不幸时张大哥竟至毫无所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张大哥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地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这些早期作品虽然流于粗疏,但已经体现出老舍对北京下层社会的丰富阅历,且具备了较为广袤的文化参照系统。即使是《猫城记》,一部带有奇特的科学幻想和寓言色彩的作品,也旨在探讨一个古老民族的性格和命运。“我”乘坐的探险飞机坠毁于火星,待“我”苏醒过来,所见的是灰色的天、灰色的山、灰色的空气,一种银灰的宇宙。这里居住着猫人,“猫人有历史,两万多年的文明”,他们把金钱称为“国魂”,以“迷叶”为“国食”,吃得个个筋骨疲软,不思创业。而猫人国的大学教育,唯有校长私吞公款,学生殴打教员的闹剧。他们以迷信代科学,以“大人物”言论作为科学标准......小说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劣根性的剖示,是丰赡广博、淋漓尽致又痛心疾首的。1936年老舍创作并开始发表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这是描写北京下层市民生活的最精采的力作,这部描写人力车夫的长篇小说和他的描写巡警生活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被称为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姊妹篇。而人力车夫和巡警则成为老舍小说中底层市民系列中的一员。这更是人们不可以忽视的,他们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在老舍的市民小说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艺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老舍还出版过《赶集》、《樱海集》和《蛤藻集》等短篇集。其中最杰出的几篇就表现了底层市民的生存现状。《也算三角》中的两个兵合娶一个女人,《断魂枪》中当年武艺高强的“神枪沙子龙”,感到“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走了”。《柳家大院》写一个典型的北京大杂院,重点写姓王的石匠一家。因为小媳妇是花了彩礼买来的,公公、丈夫便虐待她,连十三四岁的小姑也欺负她。小媳妇被迫上吊,引起了一场纠纷。事情过后,王家为了给儿子续弦,又准备卖了小姑了。别看她当初欺侮嫂子很是凶恶,等待着她的正是与嫂子相同的命运。这篇作品除了写妇女的悲惨生活,也表现了下层市民的愚昧、不团结。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只是老舍创作中的一个主要系列,它们富有立体感地描写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的具体直观的形态,尽管对这个文化的未来发展方面的认识尚有模糊之处,但已经显示出老舍对文化改造及发展方向问题的执著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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