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复杂的现实斗争和新文学的转型使本时期的文艺思想呈现出多元并存与相互碰撞、冲突、影响的状态。其显著特点是文艺思想斗争与论争的激烈、频繁又互相交织。这里既有因社会政治冲突而产生的左翼文艺与国民党御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也有因受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潮影响而引起的以左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同以新月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论争；还有左翼文学队伍内部不同文艺思想倾向的论争。这些论争虽无直接的联系，但又互相影响互相牵扯，加之当时严酷的社会现状，因而其言辞之激烈，气氛之紧张，态度之严厉都是以往文学论争中少有的。
　　一、左翼作家与新月派关于“人性论”的论争
　　这场论争发生在1928－1930年间，争论的焦点是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其实质是无产阶级文学能否存在的问题。
　　1928年初，当左翼作家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刚开始时，以原“现代评论”的主要成员为骨干的新月社创办《新月》月刊。他们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以及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是“功利派、攻击派、主义派、偏激派”，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人性的艺术”；“一个资产者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等。因而“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就不能成立”。在这里梁实秋将“人性”抽象化从而否定人性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合理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鲁迅写了《文学与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驳。
　　鲁迅首先论证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都带着阶级性，因而梁实秋所说的表现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的文学就根本不存在，文学作为表现人性的艺术也自然要带上它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产生的必然性。
　　为了驳斥梁实秋鼓吹的“人性是固定的普遍的且永久不变的”这一颇有迷惑性的论调，鲁迅运用大量生动形象的比喻，将问题阐述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极富逻辑力量：
　　“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街头捡煤渣老太婆深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左联与新月派围绕“人性论”的论争是现代文学史上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同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第一次重大的论争，它关系到新文学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思想，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论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威力。当然，文学与人性、阶级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某些左翼作家在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中也出现过简单化，甚至不无偏颇的言论，这更增加了论争的复杂性。但这并不像80年代有些人所说的，左联对新月社人性论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新月社当时鼓吹人性论并不是在向文学青年普及文学常识，而是为了从理论上取消无产阶级文学。
　　二、同国民党御用文学团体“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
　　1930年元月，国民党在单纯用暴力无法将左翼文艺镇压下去之时，纠集一帮国民党政客、军警、密探、文化特务和退休军官，发起一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代表人物有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科长朱应鹏，中央教导团军官黄震霞，图书杂志审查委员王平陵以及范争波、傅彦长等。他们成立“六一社”，出版《前锋周刊》、《前锋月刊》，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鼓吹“文艺的最高使命是民族主义”；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了“文坛的混乱和危机”，鼓吹什么“文艺的最高意义是民族主义”；诬蔑左联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是“把文艺拘囚在阶级上”，企图用“民族主义”的旗号来否定文学的阶级性，进而从理论上取消无产阶级文学，为他们用暴力镇压左翼文学制造理论根据。他们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创作”。代表作有黄震霞的诗剧《黄人之血》，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的《国门之战》等。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国文坛的鬼魅》；茅盾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瞿秋白的《屠夫文学》等，不仅批驳了他们把文学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性对立起来的谬论，而且对其代表作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宣扬卖国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剖析，使这个有枪、有权又有钱的“文艺团体”不到一年就收起了摊子。
　　三、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1年到1932年，当左联同国民党御用文艺团体“民族主义文学”进行论争之时，以“自由人”自居的胡秋原打出“文艺自由”的旗号向左联进攻。他接连在《文化评论》上抛出《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文，攻击无产阶级文学“妨碍了文学的自由”。他说：“艺术虽不是‘至上’，然而也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胡秋原以“文艺自由”为旗号，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但他抓住左翼作家在阐述无产阶级文学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差作文章，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必须加以澄清。因此在左联的《文艺新闻》上，洛扬（冯雪峰）写了《“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对胡秋原攻击左翼文学的言论进行了批驳。
　　胡秋原的文章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后，苏汶（杜衡）以“第三种人”自居，在《现代》上著文为胡秋原助战。他先后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这些文章在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时，不仅攻击文学的阶级性的观点，而且攻击左联关于文学的功利性，文艺为现实服务，文艺大众化的提法。他攻击左翼作家“不要真理，不要文艺，是目前主义的功利论”；攻击“大众化”的口号“使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因而“使中国产生不出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福楼拜）那样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苏汶还说：“在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些死抱着文学不放的人”，他们“因怕被骂为‘走狗’，只好搁笔”。苏汶还恶毒咒骂无产阶级文学的提法就是“把文学这个纯洁的处女变成了人尽可夫的卖淫妇，她今天可以卖给无产阶级，明天可以卖给资产阶级......”
　　针对苏汶的谬论，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连环图画辩护》，瞿秋白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艺家的不自由》；周扬写了《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文学的真实性》；冯雪峰《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进行驳斥。这些文章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揭穿了“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超阶级的伪装；
　　第二,批驳了他们否定文艺的阶级性，将艺术性与政治性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肯定了文艺的功利与倾向性；
　　第三,批驳了他们将题材的现实性与艺术生命的长久性对立起来的谬论及其对“大众化”的攻击；
　　第四,指出其“搁笔”说的虚伪，其根源在于“第三种人”做不成；
　　第五,有些文章也检讨了某些左翼作家的机械论、宗派主义的错误，如冯雪峰的文章。
　　应当承认,同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同前两次论争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深入到文艺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如文艺与现实，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文艺的大众化与艺术质量以及作品的现实性与其永久的艺术价值等关系问题。对这些关系的处理，是不能用简单的肯定、否定来解决问题的。它需要认真细致的辩证分析，每一个正确的命题，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会变成谬误。有些左翼作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确出现过错误。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评虽然出发点有问题，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阐述上也有某些可取之处。对纠正偏差不无裨益。
　　这几次文学论争，集中围绕文艺的阶级性功利性文学的艺术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展开，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复杂，但其焦点都是无产阶级文学在理论上能否存在能否成立的问题上，左联与其论战就是从理论上论述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而对方提法虽变，都是妄图从理论上取消无产阶级文学。
　　四、“两个口号”的论争
　　争论是在国内形式发生急剧变化,文学战线应适应这种变化,调整文学政策时发生的。1935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救亡文学兴起，左联领导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并掀起国防文学、戏剧、诗歌活动，1936年王明从莫斯科根据第三国际指示发出解散左联的指示，1936年4月冯雪峰从延安到上海与鲁迅、胡风商量后，为“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在文学思想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受到支持“国防文学”的作家的指责，由此进行了五个月左右的争论。
　　鲁迅在病中写了《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战统一线的问题》二文，阐述了自己对建立抗日文艺统一战线的主张：
　　第一,一切作家应“在抗日的口号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不能说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
　　第二,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革命文学的领导责任“更加重，意义更重大”。
　　第三,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1936年10月，代表文艺界各派别的21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双方经论争达到新的团结。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翼文艺运动在特殊的环境中围绕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生认识上的分歧而引起的，尽管其中有宗派主义的因素，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论争为后来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为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