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的论争引起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对创造社、太阳社中的党员围攻鲁迅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们主动找鲁迅道歉。1930年2月，参加论争的双方坐在一起对论争进行了总结，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做了自我批评。大家都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和有必要建立统一的革命作家组织。并同意成立左联的筹备委员会。会后，经过一段协商和准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正式举行，宣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出席左联成立大会的有创造社、太阳社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三部分作家约40余人，会议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屯阝、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左联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组成左联的领导机构。会议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并决定吸收外国新兴文学的经验，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和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出版刊物，培养作家。
　　左联的理论纲领规定左联要“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诞生”。把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讲演。他首先从作家与实际生活、作家与革命、作家与大众的关系三方面论述了左翼作家很容易变为右翼的危险。接着，他强调了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注重实力；战线应当扩大；对敌斗争应坚持“韧”的精神；联合战线应以为工农为共同目的四个重要问题。这是鲁迅对中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左联成立后首先在全国各地与海外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机构，团结左翼和进步作家，创办了许多文学刊物，如《萌芽》月刊、《拓荒者》、《十字接头》、《北斗》、《巴儿底山》、《文学》、《文艺新闻》、《文学月报》等，使左翼文艺运动成为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群众文艺运动。
　　其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文艺的罪行，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自从革命文学倡导开始，尤其是左联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开始了针对左翼文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他们一方面利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逮捕、暗杀左翼作家，捣毁进步书店，取缔进步文艺团体及其出版物；另一方面利用行政手段，炮制宣传品审查条例，建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进步图书刊物，左联的许多图书刊物遭到查禁。
　　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进行了形式灵活多样的有效的斗争。对于他们血腥的暴力镇压，坚决进行揭露控诉，将他们的劣迹公布于众。如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被暗杀后，左联就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宣言，在国内和国际上谴责和控诉国民党政府屠杀左翼作家的卑劣行径，使依靠外国金钱与武器支持的国民党政府的血腥屠杀不得不有所收敛。为了对付他们利用行政手段对左翼文艺的压制和摧残，左翼作家则采用公开与隐蔽、合法与“非法”的手段与之周旋。如鲁迅发明了“钻网术”来对付反动派严密的文网，他的杂文不断变换笔名就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审查”。左联的刊物不断变换名字，许多书籍常常一书多名，都是对付反动派“审查”的手段。正是由于左联积极有效的斗争，左翼文艺才能在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发展壮大，成为国统区唯一的文艺运动。
　　第三，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文艺批评。左联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批评，它一成立，就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针之一。左翼作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学习与运用。
　　为了克服左翼作家创作中的“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瞿秋白编译了译文集《现实》，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易卜生以及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的文章。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并与陈望道、冯雪峰、夏衍等翻译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36年，郭沫若译出了《文艺理论丛书》。这些译著多是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通俗读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不仅对作家的创作，而且对作家的思想和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因为如此，左翼文学才能成为30年代的主流文学。
　　左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与宣传是与文艺批评紧密结合进行的。瞿秋白编译《现实》，是为了纠正左翼作家创作中的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用主观感情宣泄代替对生活的如实描写，人物塑造上的概念化和故事情节上的公式化的倾向。针对当时人们对五四文学及其代表作家鲁迅的种种不正确的认识与评价，瞿秋白还写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鲁迅的生平与思想、鲁迅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刻的解剖，是鲁迅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不仅对于澄清当时人们对鲁迅的许多糊涂认识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四，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看来，无产阶级文艺就是人民大众的文艺。早在左联成立前夕，左翼作家就组织了一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这次讨论侧重在大众化的形式问题上。
　　1931－1932年，讨论进入了第二阶段。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的爆发，民众的抗日情绪普遍高涨，他们用旧的艺术形式创作了不少抗日作品。这使左翼作家更加认识到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瞿秋白、茅盾、周扬等发表文章，都提出了克服新文学脱离群众的缺点，并具体讨论了文学作品的口语化和如何利用群众乐意接受的通俗形式等问题。在这次讨论中，瞿秋白与茅盾曾发生了论争。瞿秋白认为大众化首先是语言文字问题；茅盾则认为大众化首先是艺术技巧问题；聂纟甘弩则不同意利用旧形式。鲁迅认为，旧形式的利用是采取，必有删除，有所增益，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
　　大众化讨论的第三阶段是1934年，当时复古派汪懋祖、许梦因提出“文言复兴”，鼓吹读经。左翼作家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开展“大众语”运动,这次讨论涉及到汉字的改革和汉字拉丁化问题，以及普及文化教育的问题。这次讨论主要围绕着大众化的意义、大众化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大众化文艺的艺术价值等问题展开。而对于如何实现大众化，并未指出具体的道路与措施。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在现代文学史上对作家的创作、作家的文学追求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大众化的本质是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还较少涉及。毛泽东的《讲话》正是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把它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五,推动了30年代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左联十分重视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从五四过来的左联作家茅盾以他的《蚀》、《虹》、《子夜》及《农村三部曲》；鲁迅的《故事新编》和艺术精湛的杂文；田汉、洪深、夏衍的剧作；以空前广阔的社会背景、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意蕴丰厚又深刻的主题，显示了左翼作家的创作实力。
　　左联还通过举办文学训练班、讲习班等形式培养青年作家，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与写作水平。它创办了许多文学刊物，为作家的创作提供阵地，发表了大量革命文学作品，并发现和培养了大批革命文学作家。
　　在左联的扶植、培养和帮助下，一批青年作家登上文坛，以他们新颖的题材、人物，扎实的艺术功力引起人们的瞩目。如柔石、叶紫、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和东北作家群萧红、萧军的小说；殷夫及中国诗歌会的诗歌。左联还注意团结和影响未加入左联的进步作家，帮助他们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等的创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左翼作家及其思想的影响。甚至连一直被新文学阵营视为旧文学派别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创作，也明显地可以看出左翼文学的影响。总之，正是由于左联的积极工作和斗争，才使三十年代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又成了文学创作丰收和繁荣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由于左联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特殊历史时期存在与活动的革命文学组织，半地下状态的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它不得不、也不能不更加关注现实的阶级与政治斗争。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左联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也不可避免的带上当时时代的烙印，也使左联及其作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作为后来者，我们应敬佩他们的探索精神，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不应该苛责于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