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这些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它们的出现，既表现了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文学潮流的类型概括的“传统”，也反映了当时创作的实际状况。因而在用来描述这一时期的创作上相当有效。当然，对文学潮流的这种描述，又同时参与了对文学走向与秩序的制约。“伤痕文学”等概念所指称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概念等同。
　　　“文革”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在七八十年代是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由于这时的作家都是事件的亲历者，因此，有关“文革”的写作，又可以看作是亲历者对历史创伤提供的“证言”。“伤痕文学”提法的出现，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作品的大量出现。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注：朱寨《对生活的思考》，《文艺报》1978年第3期。)。接着，《文汇报》(上海)刊出另一部受到广泛阅读和争论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后者的篇名，与后来“伤痕文学”名字的出现，存在某种关系。随后，揭露“文革”的历史创伤的小说，影响较大的还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烟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记忆》(张弦)，《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重逢》(金河)，《枫》(郑义)，《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生活的路》(竹林)，《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注：这部长篇完稿于80年代初，写“知青”在内蒙古农村和牧区“插队”的悲剧生活。由于描述的直率，几家出版社先后拒绝接受。1986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北京)出版，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
　　　“伤痕文学”最初是批评性的、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评价上的分歧，集中在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意识形态含义，和如何估量它们的社会功用上——问题提出，仍延续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特定方式。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它们对“伤痕”的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它们是“向后看”的、“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的“缺德”文艺(注：对这些小说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性文章有《向前看啊！文艺》(黄安思，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和《“歌德”与“缺德”》(李剑，1979年第6期《河北文艺》)。后一篇文章写道，我们“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文艺，应该“歌德”。因为“现代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地，艳阳高照，当今世界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文章并说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辩护者同样从“接受”的角度，却认为它们可以发挥“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的社会功能(注：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文艺报》1980年第1期。)。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便逐渐消褪。这一争论，是40年代初(延安)和五六十年代有关“歌颂”和“暴露”，有关“写真实”等争论的延续。由于社会和文学状况发生的变化，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估计和争论的势头已明显削弱：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严重”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史”中，开始“边缘化”；虽然在以后，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具有严重性质的论者，还会一再将它提出。
　　　“伤痕文学(小说)”的概念产生不久，又有了“反思文学(小说)”的提法出现。这两个概念的出现略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大体上也可以按时间加以排列。但是，在特征上两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即使那些具有鲜明的类属特征的作品，也并不一律按时间的先后呈现。这些复杂的情况表明，它们只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的一种大致的描述。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注：何西来《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思》，《当代文艺思潮》(兰州)1982年第2期。)反思小说在“问题”的提出方式上，有明显的变化。这类小说的主题动机和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于“当代”历史之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的积习相关。对于“文革”的性质，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责任”，作家以对现代化国家的热切追求出发，来表达他们的相当一致的思考。在这方面，同时出现的“改革文学(小说)”也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点。前者揭露、思考“文革”对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后者则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蒋子龙在这个时期，显然是特别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家(注：蒋子龙(1941-)在1976年，就以改革题材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而知名。在“文革”后的这段时间，他发表的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小说，还有《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开拓者》等。)。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风气之作。另外一些被列举为“改革小说”的作品，还有《沉重的翅膀》(张洁)、《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老人仓》(矫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类型。“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切合对于创作贴紧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提倡。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伤痕”或“反思”文学在1979年到1981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减弱，虽然对“文革”的历史记忆，长久留存在不少作家情感经验中，并在此后的创作中以不同方式被继续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