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记忆”的主要书写者，是在50年代受到打击(胡风事件和反右派运动等)、有过二十余年苦难生活经历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方之、陆文夫、高晓声、张弦等。虽然批评家一般不用“伤痕”、“反思”等概念谈论诗歌等样式的创作，但牛汉、曾卓、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林希这一时间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历史创伤的主题。这些作家的多数，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社会急剧转折时期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他们投身左翼的革命运动，接受了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受文学对于政治的“服务”的文学观。不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阴影”，通过俄国和西欧的古典作品，以及“五四”作家的创作，在他们身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且在某些时机，成为他们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他们“复出”之后，二十余年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创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小说取材的中心。在有些作家那里，甚至成为难以逾越的取材区域。
　　　
　　　王蒙(注：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40年代末在北平读中学时，参加中共组织的学生运动。50年代前期，在北京从事青年团工作。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右派分子，遣送京郊劳动改造。60年代初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主动举家赴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返回北京。1986-1990年，曾担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长。主要作品集有《冬雨》、《深的湖》、《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暗杀》。选集和文集有《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文集》(1-4卷)和1993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文集》(1-10卷)。)在八九十年代是个多产作家。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创作谈，批评文章，以及一些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小说时期，王蒙的涉及“文革”的作品(如《最宝贵的》、《表姐》、《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很快就离开那种揭露、控诉的题材和情感方式，也离开当时普遍采用的历史事件的结构框架。它们表现出更关注人的心灵现实，和对历史理念、逻辑所作的哲理思辨的倾向。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个体(大多是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都具有独特年代所赋予的理想化信念，并热情参与对这一“新世界”的创造。但这一“理想社会”不仅没能有力实践这一信念，反而使献身者受到伤害和陷入精神上的迷误。在探索这一历史现象时，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他和有的批评家所说的“辩证”观点。他不把历史的责任归于某一或某几个人，也不想以某种僵硬的伦理观来裁决人、事。他竭力要从混乱中寻到秩序建立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那里发现可以谅解之处，也会在被冤屈、受损害者中看到弱点，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在一些作品那里，历史和个人曲折命运会被归结为某一浮浅的政治命题(如革命者与“人民”的“鱼水关系”)，但在同一作品或另外的作品中，又有深沉的人生感悟浮现，并接触到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主题(“启蒙者”的悲剧命运等)。他既警惕地提防对纯粹的精神理念的沉迷，并质疑知识者的“精英”意识，而又流露出对成为“精神旗帜”的留恋。对于历史和自身的反省态度，使他的小说避免了普遍性的感伤，不过，思想信仰有时也会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形态和实践内容，在他的小说中成为不可分析、怀疑的教条，转化为对人的压迫的力量：这一思想框架的封闭性，限制了思想境域的拓展。……种种的矛盾和复杂性，构成他的小说的较为丰厚的内涵，也同时存在一种含糊不清的历史和精神态度；而“辩证”观点所具有的穿透力，与精神上策略性的暧昧的界限，也常常难以分清。在他的长篇中，《活动变人形》是具有执著反省精神的长篇。它写倪吾诚的人生的失败，试图表现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身、心的困窘处境。作者曾说，这部小说他写得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可能不只是来源于认识到的文化矛盾，更可能与设身处地的切肤之痛有关，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上的失望。在这部长篇中，“封建文化”的残酷、野蛮的体现，更多由一组女性承担。缺乏谅解的深层的记忆，使这些女性的“恶魔”性格，被细致而不留情地刻画得令人惊悚。
　　　王蒙在小说艺术上，作了多样的探索。80年代初的《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采用了一种类似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方法，以主要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组织情节，结构作品。这引起习惯于阅读“写实”作品的读者的惊喜或责难，而发生了有关“意识流”问题的争论。(注：8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艺术观念和方法大量介绍引进之后，对这一探索曾有重新评价。有的批评家指出，王蒙的以理性为主干的“意识流”，在实质上与表现非理性意识的西方意识流小说不同，认为是把技法与其哲学内涵剥离。为王蒙这些小说辩护者，则认为他创造了“东方意识流”的形态。)在《名医梁有志传》、《来劲》、《球星奇遇记》和《坚硬的稀粥》等作品中，运用的是戏谑、夸张的寓言风格。他似乎有意离开了规范的“写实”小说的路子，放弃了专注于典型情节的构思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
　　　
　　　张贤亮(注：张贤亮(1936-)，江苏盱眙人。50年代初到甘肃省任教，开始文学创作。因在《延河》1957年7月号发表诗《大风歌》，成为右派分子。据张贤亮自述，在1958年到1976年的十八年中，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专”(即交由“人民群众”监督、“专政”)，一次投入监狱。1979年开始重新写作。出版有长篇《男人的风格》、《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中短篇集《灵与肉》、《肖尔布拉克》、《感情的历程》，以及《张贤亮自选集》(1-4卷)、《张贤亮近作》等。)1957年因发表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1979年重新写作后的小说，有一部分表现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如长篇《男人的风格》，中篇《龙种》、《河的子孙》，另一部分则主要以自身近二十年“苦难生活”经历为素材。后一部分更为批评界所注意，被看作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它们是《土牢情话》，《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长篇《习惯死亡》，和出版于90年代的另一部长篇《我的菩提树》(又名《烦恼就是智慧》)等。他的不少小说，曾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问题(爱国主义；赞美苦难的“宗教意识”；批判意识与蒙昧主义；性描写)上，引起激烈争议。这些争论，涉及《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长篇《早安，朋友》。这使张贤亮在80年代，成为“知名度”很高的作家。
　　　在他的那些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一再出现的主要人物，是被流放、劳改的右派，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读书人”。他在西北贫瘠的荒漠地区经受着饥饿、性的饥渴和精神的困顿。在细致地展示知识者的受难情景和心理矛盾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肉体和精神的救赎者——生存和劳动方式都相当“原始”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其中泼辣、能干而又痴情的女性。他们坚韧的生命力和灵魂的美，抚慰他濒于崩溃的精神，成为他超越苦难的力量。因此，这些小说往往会编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小说对主人公的刻画，无意中显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者潜在意识中的“传统”因素。不论是对于原始性的崇拜，还是阅读《资本论》以反省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绿化树》等作品，被作者称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都不能改变“读书人”那种凭借知识以求闻达的根深蒂固的欲望。这使得有的小说(如《绿化树》等)的情节和意识，暗合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表现“落难公子”的模式(注：参见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在长篇《习惯死亡》中，“读书人”的苦难经历已成为无法摆脱的梦魇，纠缠于主人公与异国恋人的情爱中。性爱已无法拯救受难者，死亡、恐惧的记忆，化为精神存在，将他“异化”为非人。写于1993年的长篇《我的菩提树》，通过日记和对日记的注释，以“记实”方式展示劳改生活的可怕内幕。在80年代以来的创作生涯中，那段苦难生活记忆，成为他再也无法走出的题材的“牢笼”。
　　　
　　　高晓声(注：高晓声(1928-)，江苏武进县人。主要作品集有《79小说集》、《高晓声1980年小说集》、《高晓声1981年小说集》、《高晓声1982年小说集》、《高晓声 1983年小说集》、《高晓声 1984年小说集》、《陈奂生》、《高晓声小说选》、《高晓声代表作》、《高晓声幽默作品自选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觅》、《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解约》发表于1954年。1957年，因与陆文夫、陈椿年等江苏青年作家组织“探索者”文学社，筹划创办同人性质的文学刊物《探求者》，而成为右派分子。失去“公职”，遣送到武进的农村务农，直至“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写作。1979年到1984年是高晓声小说创作旺盛时期，每一年都有一本小说集出版。此后，作品渐少。在80年代初，高晓声小说以表现当代农民的命运著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等，是当时有影响的作品。和那些反思小说一样，人物的生活道路与当代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事件、政策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方式。在这些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在历史变迁时期，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的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所蕴含的麻木、愚昧的顺从。因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作品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有的批评家看作是继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显然，高晓声在一个时期，醉心于在作品中留下80年代以来农村变革的每一痕迹，而让人物(陈奂生等)不断变换活动场景，上城、包产、转业、出国，而创作的思想艺术基点则留在原地。高晓声的另一类短篇，如《钱包》、《鱼钓》、《绳子》、《飞磨》等，以简单、富于民间色彩的故事，来寓意某种生活哲理，在有的批评家那里，得到更多的肯定。高晓声小说的语言平实质朴，叙述从容、清晰。善于在叙述中提炼有表现力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他的小说的幽默，常以不经意的叙述方式传达出来，对农民的嘲讽中包含着浓郁的温情，表现了一种将心比心的谅解。
　　　
　　　刘心武(注：刘心武(1942-)，四川成都人。在北京读小说、中学。80年代以来出版的小说集主要有：《刘心武短篇小说选》、《班主任》、《这里有黄金》、《到远处去发信》、《大眼猫》，长篇小说《钟鼓楼》、《风过耳》、《四牌楼》、《栖凤楼》、《仙人承露盘》。另有八卷本的《刘心武文集》。)1961年在北京任中学教师起，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77年以后发表《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短篇，提出“文革”在青少年心灵上留下的“后遗症”问题，而声名大噪。《班主任》和《伤痕》，通常被看作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曾一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1990)，因发表马建的存在严重争议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受到批评而被停职。
　　　在80年代，刘心武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来关注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遍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80年代后期，以“纪实小说”形式，发表《5？19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写北京市民的生活和文化心态。80年代的这些创作，都明确地在作品中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并呼吁一种社会解决方式。当那种单一的问题意识稍有消褪的时候，刘心武以较裕如的视角和方法，来描述具有特定的风情、习俗、世态的北京市民社会的图景，这体现在《如意》、《立体交叉桥》，和长篇《钟鼓楼》、《四牌楼》、《风过耳》中。这些小说，被称为“京味都市小说”。进入90年代，刘心武提出“大众文学精致化，精致文学大众化”的构想，沟通两者，并以通俗小说形式，写作在通俗刊物上连载的中篇《一窗灯火》。他在文化讨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他的写作实践本身，显示了一部分在80年代呼唤“救救孩子”，持精英“启蒙”立场的作家的市民化趋向。不过，正如作家自己所表述的，这种“市民化”有一定的限度。这里反映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自身位置的某种“设计”：以主流文化身份去表现和引领“大众”，又以想像性的“大众”心态来阐释和认同“转型”的现实。这种现实和艺术的处理方法，引发了另一系列的问题。
　　　
　　　讲述“文革”记忆的作家，尚有从维熙、李国文、张弦等。李国文(注：李国文(1930-)祖籍江苏盐城，出生于上海。5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80年代以来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记事》、《没意思的故事》、《涅槃》等。)1957年因为发表短篇《改选》成为右派。“文革”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月食》，短篇系列《危楼记事》，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从维熙(注：从维熙(1933-)，河北玉田县人。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成为右派后，被遣送至劳改队。80年代以来出版的作品集有：中短篇小说集《遗落在海滩上的记忆》、《洁白的睡莲花》、《远去的白帆》、《燃烧的记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小说选集《从维熙小说选》、《从维熙中篇小说选》、《从维熙集》，长篇小说《北国草》、《逃犯》(上篇《风泪眼》，中篇《阴阳界》，下篇《断肠草》)、《裸雪》，纪实回忆录《走向混沌》。另有八卷本的《从维熙文集》。)5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文革”后他的小说引人注意，在很大程度上与题材的选取有关。当代的监狱和劳改队的状况，在此前的创作中是个“禁区”。从维熙的这一期间的大部分作品，都与受难的知识分子坎坷的生活道路有关。它们是《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燃烧的记忆》、《泥泞》、《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断桥》、《风泪眼》。其中有些小说，故事发生在劳改队和监狱大墙里面，又有中篇《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样的题目，因此，有的评论文章称这类小说为“大墙内”小说，或“大墙文学”。从取材上说，读者容易联系起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小说。但它们之间在视角、思想立场和审美意向上，却大异其趣。从维熙继续了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历史观，即把历史运动，看作是善恶、忠奸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较量的过程。“文革”等的曲折，和这其间正直者的蒙冤受屈，都是奸佞之徒(在他的小说中，他们或者是“国民党还乡团”，或者是“四人帮”及其“帮凶”)一时得势的结果。这种历史的道德化的观念，决定了从维熙的小说形态。人物被处理为某种道德的化身。着力刻画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都显现为灵魂“纯净”，道德“完美”(《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对范汉儒(注：这一人物的取名，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民族之魂”的含意。关于这部中篇的思想评价，当时曾发生过争论。)，使用了“看不见他身上的一点杂质，透明得就像我们医药上常用的蒸馏水”的描写)。复杂的生活现象，被条理、清晰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体现者的冲突，并以此构造小说的情节。叙述者与人物、情境之间的欠缺距离、间隔，使情感常表现为缺乏节制。比较而言，在涉及当代知识者的苦难历史这一主题上，他的纪实性回忆录《走向混沌》更值得重视。它以作家自己在1957年及以后几年的遭遇为主线，涉及当时北京文坛的状况。环境和人物不再被抽象化、理念化，对“受难”知识分子自身也有了反思，而提供了对当时情景的较为可信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