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开始，一批青年诗人的出现，是当时诗界的重要现象。由于“文革”十年的特殊状况，作家的构成出现了某一年龄组“空白”的现象。因此，“文革”后一段时间，“青年诗人”(青年作家)的称谓，常涵盖自二十到四十几岁的年龄段。(注：出生于4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一些诗人，如张学梦、雷抒雁、傅天琳、周涛等，在当时都被归入“青年诗人”的行列。)当时被列入“青年诗人”群体中的，有雷抒雁、叶文福、骆耕野、张学梦、杨牧、曲有源、叶延滨、高伐林、陈所巨、傅天琳，以及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人”的北岛、舒婷等。他们一开始被当作“群体”看待，是由于之间的某种共同性，即对图解政治概念疑虑或厌烦，而重新面对当代人的思想情感世界的意向。另外，诗人与现实的对峙的紧张关系和诗对于现实“干预”功能的理解，也是有较多相通的方面。自然，在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他们之间的歧异，也是一开始就明白显露的。如果就与“当代”主流诗歌的关系而言，则可以分别为有更多的承接，和更多的“叛逆”的不同路向。这种区分不是对每一个诗人都是有效的，却能大体显示当时“青年诗歌”的状貌。就承接而言，当代的“政治抒情诗”的体式，为这个阶段一些青年诗歌写作所继续和推进(然而又已是尾声)。至于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出现“叛逆”，其性质和深度，则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本章所说的“新诗潮”，指的正是在80年代对于当代诗歌规范表现出较多“叛逆”特征的那一诗歌潮流。它在开始时，被称为“朦胧诗”运动。
　　　“文革”结束后，原来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诗歌活动，走向公开，并吸引了更多青年作者的加入。由于当代诗歌观念及所培育的审美习惯的沿袭，这些作品难以为当时诗界所普遍接受。因此，作品的“发表”，一开始仍采取“非正式”(注：“非正式”书刊，指不是由国家出版管理机构批准的出版社、杂志社的出版物。有时又称为“民办”(或“自印”、“内部交流”、“非卖品”)书刊。)的方式。许多城市，都有一个或数个民间的诗歌刊物。其中，北京的《今天》的创办，是这一诗歌运动的重要标志。1978年12月，《今天》创刊号出版。刊物的主要创办人是芒克、北岛等。创刊号刊登了署名“《今天》编辑部”的《致读者》的发刊辞(注：《致读者》的执笔者为北岛。在《今天》的创刊号中，译载了德国作家亨利希·标尔(现通译H?伯尔)的《谈废墟文学》(程建立译)一文。伯尔谈到人们对他们这一代作家在二次大战后的写作给予“废墟文学”的称号时说，“这种称号是很恰当的：曾经有过那么一场战争，达六年之久，我们从那场战争归来了，我们发现废墟并描写它。只是这种谴责的，几乎病态的声音是奇特的、多少持怀疑态度的……”“我们就这样描写战争，描写归来，也描写我们在战争中曾经看到并且在归来时所面对的废墟；这就产生了三个加在这种年轻文学之上的称号：战争文学，归来文学和废墟文学。”《今天》的编者也许在德国文学那里，发现了一种类似的情景，作为他们文学“设计”的启示。)。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文革”中实行的“文化****”之后，《致读者》表达了这些诗歌革新者对于“时代”的理解，并由此宣言他们的文学主张：“‘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致读者》接着表达了面向“世界”的强烈意向：“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这些青年诗人作出这样的宣言：“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今天》共出版九期，至1980年第3期后停刊。它并非单纯的诗歌刊物，除诗外，也登载小说、评论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撰稿者有北岛、芒克、食指、舒婷、江河、方含、杨炼、顾城、严力、林莽、徐敬亚等。除刊物外，还在“今天丛书”的名目下，印行了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另外，还举办过诗歌朗诵等活动(注：如1979年4月间，在北京龙潭湖公园八一湖畔举行的，有几百人参加的朗诵会，朗诵了北岛等的18首诗。朗诵会报道见《今天》第4期，1979年6月20日出版。)。虽然这份刊物中小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注：除第3期是诗歌专号外，每期都刊登小说创作，包括北岛的中、短篇《波动》、《在废墟上》、《稿纸上的月亮》、《归来的陌生人》等。)，但影响主要在诗上。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的一些重要作品，都已在这份刊物上刊载。(注：如北岛的《回答》、《陌生的海滩》、《太阳城札记》、《黄昏：丁家滩》、《一切》、《冷酷的希望》，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鱼群三部曲》，芒克的《心事》、《十月的献诗》、《秋天》、《天空》，舒婷的《四月的黄昏》、《致橡树》，江河的《纪念碑》(组诗)等。)
　　　北岛、舒婷等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中，影响逐渐扩大，而文学变革的潮流也成难以遏制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从1979年开始，他们有的作品开始为部分刊物审慎、有限度地接纳。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这一年刊登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1980年的第4期，又在“新人新作小辑”的栏目下，发表了十五位青年作者的诗。当年8月，《诗刊》邀集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参加“改稿会”，并在该刊第10期上，以“青春诗会”的专辑，发表他们的作品和各自的诗观。这一年在北京创办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创刊号，在“请听听我们的声音”的低调吁求的总题下，刊登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徐敬亚等的笔谈，中国需要“全新的诗”，应该允许探索，需要调整和改善对诗的感受心理和鉴赏心理——是笔谈的主题。
　　　青年诗歌中部分诗作(即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那些作品)影响不断扩大，诗歌界关于它们的评价的尖锐分歧，也表面化起来。1979年末，公刘用文字表达了他的焦虑。他对青年诗歌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不胜骇异”，提出“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和对他们加以“引导”的“新的课题”(注：《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1979年第10期。)。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为已议论纷纷的青年诗歌评价问题提供了集中发表的场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会的一些诗人和诗评家，不论是认为诗将出现生机与繁盛，还是认为诗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都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和产生的影响。(注：有关会议出现的激烈争论的情况，未见有文字作如实叙述。但刊发于《文学研究年鉴·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上的报道和收集会议参加者论文的《新诗的现状和前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提供了争论的一些情况。)随后，批评家谢冕将经整理的发言，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发表(注：《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和对于“五四”的“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的想像，来吁请“宽容”：“对于这些‘古怪’的诗”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急着出来‘引导’”。接着，孙绍振、徐敬亚也分别撰文，对这一诗歌潮流给予热情支持。由于他们文章题目都使用了“崛起”一词，后来在需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的场合，便被称为“三崛起”(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学思潮》(兰州)1983年第1期。)。1980年，新诗潮论争的另一事件，发生在福建省。《福建文学》(福州)以当时已获得大量读者，但褒贬不一的舒婷的诗为对象，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讨论不限于具体诗人评价，而且涉及诗潮的分析，和新诗六十年来的经验和问题。这一年的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从诗的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上，展开对这一诗潮的另一角度的争论(注：章明文章中，作为诗的朦胧、晦涩的引例，是杜运燮的《秋》和李小雨的《海南情思·夜》，并不是新诗潮诗人的创作。但所概括的这一现象，则主要存在于这些青年探索者的作品中。)，这些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获得“朦胧诗”的共名。
　　　在“朦胧诗”论争中，支持者普遍认为，青年诗歌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厌恶陈腐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风格，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它推动了当代诗歌自由的艺术创造、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批评者则指出“朦胧诗”思想艺术倾向的不健康，指出其“反现实主义”的性质，认为它们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遮掩整个世界。按照中国当代惯用的分析方法，而指认它们属于诗歌的“逆流”。(注：“朦胧诗”论争的主要文章，参见《朦胧诗论争集》(姚家华编，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臧克家指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门户开放以后，……有一些外国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在我国也泛滥起来，这是‘朦胧诗’等产生的国际方面的影响”(《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艾青认为，“朦胧诗”的创作者和提供者的“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上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有的批评家把这些诗称为“古怪诗”，说“现在的古怪诗，不是现实主义的，有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它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古怪诗的特点，就是玩弄恍惚朦胧的形象，表达闪闪烁烁的思想”(《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到后来，对“朦胧诗”的批评，主要转移到持支持态度的诗歌批评家身上。在1983-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三崛起”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它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注：重庆诗歌讨论会纪要，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这期间对“崛起论”批评的重要文章，尚有《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郑伯农，《诗刊》1983年第6期。这篇文章又先后刊于《当代文艺思潮》、《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给徐敬亚的公开信》(程代熙，《诗刊》1983年第11期)，《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柯岩，《诗刊》1983年第12期)等。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敬亚自我批评文章《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但这种严厉警告在此时已难产生威慑效果，“朦胧诗”影响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诗歌革新者努力的基本点包括：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之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