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的提问。这种责任承担，使有关“历史”清算和(群体的和个人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作家或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
　　　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注：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某一方面的特征，黄子平曾用“紧张”这一语词来描述。见他为《1990年度小说选》撰写的序言。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这里的沉重、紧张，既是指情感“色调”，但也指结构形态，作品的“质地”。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作家那里，这种“基调”呈现为多样的表现方式。从情感“色调”而言，有那么多的悲剧性事件需要讲述，那么多长期被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宣泄(“激情的作用往往胜过技巧的效果”)，那么多的社会、人生问题需要探讨，而若干基本观念也需要重估。80年代的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个体与群体，生命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历史，传统与革新，东方与西方等问题，都要求进入文学文本，试图在创作中涉及和讨论。在“文体”上和“结构”上，则是较少空隙的密度。叙述语调既是那样的紧张急迫，而作品中又常拥挤着众多的意象、隐喻、象征和寓言，以此来承担过重过多的“意义”和“问题”。在80年代，能够以较为裕如和放松的笔调与风格来写作的作家并不多(汪曾祺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相当普遍的“美感”基调，与作家的现实处境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当代普遍性的象征思维方式和审美风尚的延伸。
　　　探索、创新，是80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的强烈意识。探索、创新、突破、超越等，是文学批评界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与西方现代文学，也与本国“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以及当代台湾等地区的文学)，使作家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不尽人意的状况，而产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愿望，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现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年龄段的作家，都努力从各个方面，去获取激活“超越性”的创造力的因素，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的跃动”(注：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编辑前言》。该书系出版于1986-1988年间，收“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创作方面有《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探索戏剧集》等，理论有刘再复等多人的专著。)。不同的思想艺术基点和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样的情形：发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猎的题材(爱情，监狱和劳改队，性，庸常琐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经验……)；创造很难用“正面”、“反面”，“伟大”、“渺小”的标准加以划分，在道德判断上暧昧含糊的人物；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悲剧，悲喜剧，反讽，“零度情感”的叙述，……)，运用前此当代文学中罕见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角，纪实与虚构的互相渗透)……其间，最为重要的探索也许表现在“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这包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理解。这自然会在文学的思想艺术形态上得到体现。创新的强烈愿望，既是文学界充满活力的证明，但也是浮躁心态的流露。不少作家(特别是“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很有限，长久的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吸取人类文化成果的任务又如此艰巨，这种种压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80年代文学继续了当代文学的“潮流化”的倾向。但“潮流化”也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推动着文学的新变和“现代化”进程的人们，通常会采用组织“运动”、掀起“潮流”的方法，来提出其主张、纲领，并加速其实现。批评家也善于归纳作家写作的某些类同点，给予突出和命名，而这反过来也会使作家有意无意间产生对“潮流”的趋近或依附的心理。这一倾向，在创作上，表现为一定阶段的作品在取材、主题、方法等的趋近和相类。因此，也就有可能对80年代文学作出“潮流”性质的描述(诸如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这种描述虽说有些粗疏，但也大体不差。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对于“社会性”和“类同化”的反拨，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提出的“个人化”写作，在继续崇尚“潮流”的语境中，会不由自主地转化为一种新的“潮流”。这使那些信仰文学写作的“自主”、“独创”的作家，颇感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