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是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批评界对它的使用，涵义上并不一律。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如他们返城以后的情况。与“伤痕文学”等一样，人们用这个概念，来专指叙事体裁(小说，或纪实性叙事作品)的创作。而北岛、舒婷、芒克、食指等，一般不被称为“知青作家”，他们的创作，也较少被称为“知青文学”(或“知青诗歌”)。这种命名的状况，可能表现了对于诗的题材的“超越性”的意识。“知青文学”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这一概念在80年代才提出，这说明了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出现的时间。另外，这里并不特别强调“知青作家”的这一说法，是因为许多“知青”出身的作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潮流，“知青文学”却无可置疑地存在过。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写作知青题材小说的作家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李锐、肖复兴、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竹林等。
　　　与50年代遭受挫折的“复出”作家相似，知青文学也常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和“复出”作家一样，特殊的，与国家社会政治密切关联的生活经历，使他们觉得表现自身的生活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同的是，50年代反右派运动的受难者，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公众心目和自我意识中，他们被当作“文化英雄”看待。而“知青”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义，不论是自我、还是社会评价，却是可疑和模糊不清的。这是推动知青那种持续不断为一代人的青春立言的动力。比起“复出”作家来，通过个人命运以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对历史事件做出评判的创作动机，要较为淡薄，而对“这一代人”的青春、理想的失落的寻找更为关心。另一点不同是，他们没有那种深刻的“少共精神”，没有50年代初的那种“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注：王蒙写于50年代的长篇《青春万岁》中，青年学生唱的歌曲中的句子。)的情感记忆。或者说，这种更多靠灌输获得的精神，在“文革”中已出现裂痕，甚至打碎。这样，知青小说创作在小说形态上和内在情绪上，有别于“复出”作家的创作。他们并不热衷于以个体的活动来联结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较少那种自以为已洞察历史和人生真谛的圆满和自得。他们的作品中，有较多的惶惑，有较多的产生于寻求的不安和焦虑。
　　　由于“文革”后知青的历史位置与现实处境的含糊不清，因而，知青的那段生活，便是他们为确定现实位置而不断挖掘、重新审察的对象。这种记忆的挖掘、搜寻的方式和价值取向，既与时间有关，又和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相连。因此，知青小说对于历史的叙述，一开始就表现出体验和阐释的多向性。早期的知青小说，更着重于对“文革”悲剧的感伤的揭露和控诉：他们的青春、信念的被埋葬，心灵的受扭曲的过程。在卢新华的《伤痕》，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郑义的《枫》，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作品中，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和回首往事的悔恨和悲哀。随后，在越过最初的悲剧揭露、展示的表现方式之后，一部分创作，在视点、情感处理和叙述方法上出现了变化。这一变化，与“知青运动”事实上已结束有关，也与大批知青返城后的处境有关。城市对于这些“游子”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原先所企望的理想的“天堂”。城市既提供了开拓新生活道路的可能，也有事先没有料到的推拒，以及上学、就业、住房、婚姻、人际关系等等的困扰。即使具体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已破碎的生活信念、价值观，也不一定能得到修复或重新确立。在新的环境下，已逝的生活将会在记忆中“重构”。批评家普遍认为，在表现新的生活矛盾与精神困惑上，写于1981年的短篇《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和中篇《南方的岸》(孔捷生)，是表现“知青文学”这种转移的最早作品。这两篇小说的题目都具有双重寓意：“终点”与“岸”，都意味着到达和寻得归宿，意味着漂泊的结束；但是，小说中所表达的，则是另一种性质的漂泊无定的开端。此后，知青小说在生活评价上开始“分裂”。或者继续坚持对“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和生活的荒谬性的冷静批判。或者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在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的精神抽象化，并坚决地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注：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梁晓声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70年代开始写作、发表作品。197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父亲》等。出版有短篇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和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雪城》等。)的价值上，梁晓声的创作是有代表性的。从1968年起，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七年。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等小说中，也写到知青所受的愚弄，但也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他持续地保持一种分明的道德立场，和悲壮的浪漫风格。在张承志、史铁生的“知青”题材的写作中，对往昔生活的挖掘，则表现为另一趋向。他们在开始时，已明显离开社会政治视角，而着重发现民间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人性品格，以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文革”初期与后期的知青，在对生活的看法上，也有许多的变化。王安忆曾对比地谈及六九届初中生的情况，说他们并没有形成如“老三届”(注：“老三届”，指“文革”开始的1966年已在中学就读的，在1963年、1964年、1965年入学的初、高中学生。)那样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在刚刚渴望求知的时候，文化知识被践踏了；在刚刚踏上社会，需要理想的时代，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可笑了”。他们许多人没有经历“老三届”的那种“痛苦的毁灭”，不需要为自己的青春的价值辩护，因而也失去了从“插队”的乡村中寻找精神财富的动机。从王安忆写她“插队”的淮北乡村生活的小说，包括她的长篇《69届初中生》，很难看到对于这片土地的“恋情”，看到诗意的想像。持一种较为冷静的态度来写知青生活，写“上山下乡”运动，是这一题材后来出现的变化。阿城和李晓都迟至1984年才开始发表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小说虽然也写知青生活，但其视角和题旨，已难以用“知青文学”来概括。阿城和李晓由于家庭等方面原因，“文革”中被排除在“运动”之外，成了“旁观者”，有可能看到置身其中者所难以看到或忽略的事态。(注：阿城的父亲钟惦棐，1956年到1957年间，因发表《电影的锣鼓》，《上海在沉思中》等文章，成为右派分子。李晓父亲巴金在“文革”中作为“反动作家”受到迫害。)李晓的短篇从题材的时间“次序”上说，他首先写的是“知青”返城后的情况。《继续操练》、《机关轶事》、《关于行规的闲话》等，写返城后从事各种职业的“知青”，为权、利等欲望所进行的“操练”——钻营、欺诈和不择手段的倾轧。在这之后，他才回过头来，在《屋顶的青草》、《小镇上的罗曼史》和《七十二小时的战争》中，追叙这些权势场上的“弄潮儿”在“文革”中的经历；这似乎包含着对他们现实心理行为所作的溯源。他用嘲讽、调侃的“喜剧”方式来处理这些“悲剧事态”，作品的内涵有浓重的宿命的悲哀。他关心的是发生在这些为生存而挣扎、搏斗的青年人身上的人性扭曲过程及后果。着力于知青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还有叶辛和张抗抗。(注：叶辛(1949-)出生于上海，1969年到贵州“插队落户”，出版的以“知青”生活题材的长篇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风凛冽》、《在醒来的土地上》、《孽债》等。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文革”期间在黑龙江兵团劳动。1975年出版了表现“上山下乡”生活的长篇《分界线》。80年代以来发表了《爱的权利》、《夏》、《北极光》、《淡淡的晨雾》等中、短篇小说和《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等长篇。)
　　　“知青文学”作为一种潮流，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失去实质意义。当然，这场牵涉到千百万人的命运的运动，留在许多人记忆中的不可能很快消失，它对现实的影响仍在继续。况且，这一历史事件所提供给文学的“资源”，也很难说已经充分挖掘。在这种情况下，这段“历史”还会被不断提起。8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的作品有张抗抗的长篇《隐形伴侣》，陆天明的长篇《桑那高地的太阳》，郭小东的长篇《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纪实性长篇《中国知青梦》，陈凯歌的自传性作品《龙血树》，以及90年代知青的回忆录《回首黄土地》、《草原启示录》、《魂系黑土地》、《劫后辉煌——在艰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等。不过，在进入90年代以后，知青对自身经历的回顾，逐渐转化现实的成功者的怀旧，对昔日“辉煌”的构造，反思与批判的色彩几已消失。在这样的潮流中，陈凯歌的《龙血树》(注：《龙血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陈凯歌，1952年生于北京。“文革”中15岁到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执导的影片有《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霸王别姬》等。《龙血树》在中国大陆没有印行。)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和见闻的讲述，有一种沉痛的自省的基调。一些事件和场景，被放置在叙述的关节处，构成如电影中的场景。对于“文革”中的那些受难者，那些卑微生命的毁灭，作者怀着深切的人性关怀。他既在具体情景上，也从意义的象征上，来试图揭示其中的时代历史和个体命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