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出现了另外一些潮流。它们或者是小说家的自觉发动，或者是批评家对于一种创作倾向的归纳。比较重要的有发生于中期的“文学寻根”和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
　　在1983年到1984年间，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围绕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召开过座谈会(注：参见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1984年年初，李陀在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寻根”这一语词，表达了“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注：《创作通信》，《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的意向。1985年的夏天，他们便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倡议、宣扬有关文学寻根的主张。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注：刊于《作家》1985年第6期。)一文，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宣言”。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其他的文章有：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注：分别刊于《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作家》1985年第6期，《文艺报》1985年7月6日，《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他们互有差异的讲述中，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在理论阐述中，一些前此发表的作品(主要是小说)，被提倡者作为体现这一文学主张的范例列举。汪曾祺发表于80年代的，取材于家乡(江苏高邮地区)市镇旧时风情习俗的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等)，被作为重视民族文化底蕴而取得成功的例证。贾平凹从1982年起发表的有关陕西商州地区的创作，以及稍后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也都被指认为是体现“文学寻根”的成果。此后，文学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逐渐展开，影响也迅速扩大。或者是一些作家创作上有意的追求，或者是批评家基于理论阐释对文本搜寻的必要，一时间，被列入“寻根”项下的作品骤增。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郑义的《远村》、《老井》，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王安忆的《小鲍庄》，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以至于张承志、史铁生、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等的一些小说。在这期间，有的批评文章不限于“文学寻根”这一用以说明潮流的说法，而使用“寻根文学”(“寻根小说”)、“寻根作家”的概念。但是，被指认的作家作品的面貌是否可以这样概括？而作家本人也大多不能认可这一归类，因而，“寻根文学”和“寻根作家”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采用。
　　文学“寻根”的提倡，既得到热烈欢迎，也受到诘难和批评(注：如唐弢在《一思而行——关于寻根》(《人民日报》1986年4月30日)中说，“我以为‘寻根’只能是移民文学的一部分，‘寻根’问题只能和移民文学同在”，“除此之外，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不是彻头彻尾地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吗？还到哪里去‘寻根’呢？”)。批评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指责它表现了“复古”倾向，会导向对需要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则忧虑于可能使创作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注：李泽厚的《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在表示了对“寻根”的有限度的理解之后说，“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是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在文学“寻根”的主张发表三年后，发起者之一的李庆西撰文，指出他们当初的主要意图，是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实际上回答了人们有关他们脱离现实的责难。(注：参见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代文学的状况等方面考虑，文学“寻根”的提出，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文革”是“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因此，重提科学、民主的口号，向西方学习，反思“传统”以“走向未来”，是“文革”后主要的社会思潮。在经历了80年代前期政治社会层面的批判之后，产生了将“反思”深入到属于事物“本原”意义的趋向，探索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成”立场，也在激进氛围的空隙间生长。80年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现。一些作家不仅体验到“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压力，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他们会认为，如果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本原”性(事物的“根”)的东西，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
　　文学“寻根”的提出，还存在着文学本身的更为直接的动机。“文革”之后，尖锐地意识到当代文学的“贫困”，而积极推动文学进入“新时期”的不少作家，认为可以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难题。关注西方文学的热潮，开拓了作家的视域，引起文学观念、方法上的革新，也产生了依据“观念”、文本写作的现象。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境，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是中国文学“重建”的更为可行之路。主张“寻根”的作家的这些想法，为美国作家福克纳和南美洲在本世纪后半期取得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授予198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所启发，也获得证实。心怀焦虑而又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认为，如果将自己的文学创造，植根于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国人的感受性来改造西方的观念和形式，将有可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