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头两年之后，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还在激动人心地进行，但是，“新诗潮”的第一个浪头实际上已经过去。当时的诗歌界，“复出”的诗人的大多数，写作上已出现停滞的现象，他们普遍难以顺利解决(或没有意识到)诗艺上的矛盾。而“朦胧诗”(或“今天诗派”)作为一个群体，也已“失散”。而且，由于“朦胧诗”的影响扩大，北岛、舒婷、顾城等的诗作，被许多诗歌爱好者模仿，在大量的“复制”中，原来的那种真诚的生命已变得淡薄，而蜕化为形式的、技巧性的制作。这引起对现代诗有着执著追求的青年的不安和不满。
　　　新诗潮向着另一阶段展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一批比起“朦胧诗人”更年轻的作者开始涉足诗歌。他们大多出生于60年代。对于历史，对于“文革”，有着并不相同的记忆。况且，在“朦胧诗”“退潮”的时候，社会思潮的状况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相当一致的把握世界的社会政治伦理视角，其重要性也已大为降低。50年代以来所构造的光明与黑暗、美与丑、崇高与邪恶对立分明的世界，在一些人那里，已不再那么清晰，以此作为对事物进行评判的模式，也不再那么有效。世界的复杂性更充分展示在人们面前，“新时期”开始时把握个人和历史进程的确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对于“朦胧诗”后的诗歌探索者来说，诗对社会历史的那种承担，也不再是毫无疑义了。在后起的诗歌探索者看来，当代对中国现代诗的探索，“朦胧诗”仅是打开一个通道，其潜力和可能性远未被穷尽——而当时的诗界，似乎已存在将“朦胧诗”“经典化”的倾向(尽管同时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朦胧诗”仍是“异端”)，这使他们感到忧虑。他们特别感到当代写作者诗歌文本意识的欠缺，而汉语语词的潜能和表达的可能性，有着广阔的发掘和实验的天地。
　　　这样，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和“新的诗人”的出现，就是势所必然。这种出现，采用了一种和“朦胧诗”对抗、反叛的姿态(注：在当时，“pass北岛”(或“打倒北岛”)，是他们中一些人喊出的口号。)。这可以理解为“北岛们”影响的强大，构成了需要大力量才得以突破的“阴影”。但是，这也是本世纪中国不会中断的“传统”：不管什么样的“革命者”，都会采用趋于极端的“断裂”的策略，来尽量夸张、突出分歧，遮蔽之间的联系(这种状况，九十年代也不断出现)。因此，“朦胧诗”后的探索者，将他们自己称为“第三代人”，创作命名为“第三代诗”。其它的称谓还有“新生代”、“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实验诗”(注：据《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第1期(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的《第三代诗会》题记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贝岭编的《当代中国诗38首》(自印)，贝岭、孟浪编的《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的“前言”中，称他们为“更年轻的一代”。牛汉在文学刊物《中国》1986年第6期《编者的话》中，称之为‘新生代’。唐晓渡、王家新编的选收他们作品的集子，名为《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等。“第三代诗”作为一种受关注的诗歌现象，要到1984年。不过，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诸如韩东等的有异于“朦胧诗”的作品的产生。1984年以后，“第三代诗”的活动和写作，达到一定的规模。实验性的诗歌社团，“自办”的诗歌刊物纷纷出现。当然也有不少并不结社的写作者。比较著名的诗歌社团(或诗群)，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有上海的“海上”诗群”，有四川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另外，在“朦胧诗”后的80年代，大学里的“校园诗歌”也是诗界的重要构成。表达女性性别意识和独特体验的“女性诗歌”，由于题材、意识和表现方式的新异，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于“第三代诗”的“盛况”，当时有一种可供参考的描述：“1986——在这个被称为‘不可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注：1986年9月30日《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自印诗刊诗集的“非正式发行”方式，固然有着“第三代诗”要和“正式”诗界保持距离的意图，更多的是由于“正式”的诗刊诗报对他们的怀疑和拒绝。但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刊物也开始登载他们的作品，并陆续有不多的选入他们的诗作的作品集出现(注：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编辑出版的《新诗潮诗集》下册，贝岭、孟浪1987年编选《中国当代诗歌七十五首》，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牛汉、蔡其矫主编的《东方金字塔——中国青年诗人13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等。)。鉴于诗歌实验者强烈意识到所受的压抑，他们觉得有必要采取一定形式，来显示其存在。于是，在1986年的10月，《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介绍了“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说是这一大展“汇萃了1986年中国诗坛上的全部主要”的实验诗派。(注：《深圳青年报》1986年9月30日。两年后，参与大展策划的徐敬亚，以及曹长青等，在稍作补充后，将“大展”的材料汇集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出版。)
　　　作为有一定规模的实验性诗歌团体，南京的“他们文学社”创立于1984年冬(注：据《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的记载，他们文学社创立时间为1984年冬，而1998年5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他们1986-1996》(《他们》十年诗歌选)“后记”，则称《他们》这一民间文学刊物，1985年创办。)，主要的核心成员有韩东、丁坚、吕德安、王寅、小君、陆忆敏、丁当、于小韦、朱文、朱朱等人，《他们》的作者来自不同城市和地区，他们的诗歌风格也互有差异。自1985年至1995年，《他们》共出过九期。据韩东称，“《他们》仅是一本刊物，而非任何文学流派或诗歌团体”。“它没有宣言或其它形式的统一发言，没有组织和公认的指导原则。它的品质或整体的风格(如果有的话)也是最终形成的结果，并非预先设计”(注：《〈他们〉略说》，《诗探索》1994年第1辑。)。“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的，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注：参阅《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韩东撰写的他们文学社“艺术自释”。)。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也一度成为引起争议的诗学论题。
　　　“海上诗群”于1984年秋诞生在上海，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漫流、孟浪、王寅、陈东东、陆忆敏、郁郁等。“海上”的名称与“孤立无援”的诗人所感受到的“上海被推过来”经验有关。他们的诗更趋于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所发生的冲撞和矛盾。诗人们的孤独感，源自生活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的“无根”的、纷乱的状态所带来的个人精神焦虑，他们试图通过诗歌“恢复人的魅力”。他们的诗作“常常稍带着现代野性式的‘知’性色彩”，“焦虑、绝望、幽默、无奈、反讽的交替运作，使这些诗得以摆脱乌托邦式的远景，而以反抗个人这一基本图像竖立”(注：陈超为《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所写的序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从1984年开始的以后几年里，四川是“新生代”实验诗歌活动最活跃的地区。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现代史诗”的创作。后来，他们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不同的名称来概括他们的艺术追求。整体主义的倡导者有石光华、杨远宏、刘太亨、宋渠、宋炜等，新传统主义的倡导者则是廖亦武、欧阳江河。他们的诗作，与杨炼这一时期的艺术探索有更多的联系。他们的理论主张可以放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寻根思潮中加以考察。对于“传统”的认知态度他们各有差异：有的想从民族文化心理的“磁心”中寻求现代人摆脱现实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机会，有的则是在对“传统”的回归中，来动摇民族惰性力量所形成的稳定结构，打破“任何外在的、非艺术的道德、习惯、指令和民族惰性的压力”。他们倾向于从南方的远古习俗、神话传说取材，以构成一个存在于他们想像之中的、作为他们的精神形式的远古世界——新的现代“神话”。“南方渗透了神秘巫术的地貌，……那一座座痉挛向上的断壁，匪徒般掠夺空峡的棕云，归真反朴的水与城与人，都洋溢着一种酒味十足的反叛气息。太阳跃动在锋利的奥谷之口，闪射着尝试性的、新鲜而怪诞的光芒，它象征古今所有半神半人者，象征物质的诗”。“史诗”作者的创作往往是宏篇巨构，诗中密集着各种典故，浓缩着许多传说，语言运用(语词、句式)上的怪异、艰涩和复杂，都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作品与大多数读者之间存在的巨大障碍，始终是作者与读者都意识到的难以克服的难题(注：这些宏篇巨制式的“史诗”包括：宋渠、宋炜的《大佛》，廖亦武的《巨匠》，欧阳江河的《悬棺》，石光华的《呓鹰》，万夏的《枭王》等。“整体主义”等的宣言和代表性作品，在他们编辑的《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非正式出版物)一书中有较充分的展示。)。
　　　四川的“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于1986年上半年由周伦佑、蓝马等人组织发起(注：根据周伦佑后来的回忆，“非非”作为有关诗歌艺术流派，组织创立的时间是1986年1-5月。见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非非”七年忆事》，《诗探索》1994年第2辑。)。这是第三代诗中惟一有着明确的理论主张的诗群。1986年5月出版的《非非》创刊号上，《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周伦佑)、《前文化导言》(蓝马)以及由周伦佑和蓝马共同署名的《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长文，全面地阐述了他们的主张。这些文章体现了“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构语言的可能的执信”(注：王潮《变构语言的努力——“非非”语言意识浅析》，《诗探索》1994年第2辑。)。在表达这种主张时，“非非主义”杜撰了许多概念。由于认为强大的文化传统对于语言和创造活动的左右与影响，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在内的“创造还原”；并坚持对语言实行“三度程序”的非非处理，包括“非两值定向化”、“非抽象化”和“非确定化”等等。同时，他们还提倡一种“创造批评”。对于“非非主义”的理论和提倡的诗歌方式主要应从其中表达的现实情绪与态度去理解。况且，他们的创作，也很难看出与这些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围绕着《非非》，除了四川的周伦佑、蓝马、杨黎外，还有杭州、兰州、云南、湖北的一些诗作者。
　　　同样诞生在四川，“莽汉主义”在对待“文化”上表现了与“非非主义”不同的态度。他们以“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为宣言，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反文化”的姿态。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受到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有些作品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嘲讽的、放荡不羁的叙述者形象，使用随意性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他们的这种“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经常被引用的“莽汉”诗，有《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胡冬)、《咖啡馆》(马松)及《硬汉们》、《中文系》(李亚伟)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创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1985年，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册《新诗潮诗选》。这部总共有两万余行的诗选，上册收入新诗潮早期13位诗人的作品，下册主要收入80年代以后开始写诗的青年作者的诗。这部诗选，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一部比较完备的、用以展示新诗潮实绩的选集。“新生代”的诗歌探索，持续地影响着整个80年代中国诗歌的进程。在这一影响中发展起来的“校园诗歌”，于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了一股潜流，推动新生代诗歌的探索走向深入。
　　　以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在1985年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女性诗歌”在80年代中期成为第三代诗歌中可观的一部分。所谓“女性诗歌”，是那种“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表达她们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的诗歌。翟永明在80年代创作中所发掘的“黑夜意识”，几乎成为一代女性诗人所钟爱的独特语境。黑夜和黑色的背景成为女诗人一段时期诗歌创作中的基本色调。女性诗歌的作者还有陆忆敏、唐亚平、伊蕾、海男、林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