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许多诗人都自觉负有诗歌“重建”的责任。但是，比起文学的其它样式来，诗面临更多的问题。不仅当代诗的理论和写作需要检讨，而且也要面对“新诗”从诞生起就存在的难题。持有各种尺度的各种人对新诗的对立的评价，自新诗诞生起就绵延不断。因此，“诗歌危机”这一“永恒性”的命题在70年代末又再次出现(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还会一再重复提出)。在这期间，“危机”的提出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纷繁杂乱：如诗与“现实”的关系，诗的“反映现实”与“自我表现”，诗的特征与社会“功能”，新诗的传统和外来影响，新诗的“形式”的建立，诗与读者的关系，等等。不过，文学界对于当时的诗歌创作，大体上持肯定的态度。
　　　和后来诗在文学中的位置“边缘化”不同，80年代前期，诗的状况受到普遍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诗和戏剧、小说一样，在当时承担了表达社会情绪的主要“职责”。诗歌创作在当时，是在下述的层面得到肯定的：“文学的战斗性、人民性、真实性的传统在诗歌中得到了恢复和发扬”，诗“奏响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唱出了人民强烈的心声，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注：见有关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情况的报道。《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第2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当时，诗的创作受到高度赞扬，还因为“从揭批罪恶‘四人帮’到歌颂革命老一代，从追念张志新烈士到歌颂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从投入思想解放的洪流到扫除新长征路上的绊脚石，诗，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跟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从诗的“艺术”上说，则认为“形式和风格”“也日见多样化，初步呈现了百花齐放的景象”。)。像《一月的哀思》(李瑛)、《在浪尖上》(艾青)、《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白桦)、《小草在歌唱》(雷抒雁)、《不满》(骆耕野)、《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张学梦)、《将军，不能那样做》(叶文福)、《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熊召政)等，是体现了这种诗歌观念的代表作，在读者中曾产生热烈反响。诗在当时受到广泛注意的另一原因，则是诗的创作在艺术观念和方法所表现的创新精神，在文学的诸样式中，处于引领潮流的前沿位置。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持续表现了探索的“先锋”势头。诗受到关注的这两方面因素，显然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后来进一步扩大，构成不同的评价体系，并促进诗界的进一步分化。
　　　“文革”后的诗歌创作，主要由两个诗人“群体”承担。一是被称为“复出的诗人”的群体。他们的写作，在开始的阶段，在主题和情感基调有许多共同点。后来写作活力的保持，则视其对于最初统一性的主题和艺术方法的“超越”的程度。由于多方面的原因，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群体的诗人中，继续保持创作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已不是很多。另一群体，则是青年诗人。“青年诗人”由于他们在当时所表现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主题和艺术革新趋向，也被作为“群体”来看待。但事实上，这个“群体”的构成，远较“复出诗人”具有的“统一性”脆弱。他们之间的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的分野，很快就被意识到。
　　　在80年代，诗歌环境有了许多改善。尤其是在诗创造可能获取的诗歌“资源”方面。“五四”以来的新诗受到重新审视，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流脉，被发掘和给予积极意义的阐释。除了李金发等的初期象征派、戴望舒的“现代派”等之外(注：对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的诗歌创作的研究，在80年代出现许多成果。如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孙玉石主编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选入的主要是李金发、穆木天、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废名、金克木、路易士等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在80年代被重新“发现”的新诗史重要流派，有“七月派”和“九叶派”。前者在批判现实的诗歌精神上受到更多关注，而后者则在人的经验、心理的艺术开拓上，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启示。“九叶”诗派(或“中国诗歌派”)虽说在40年代后期确已形成具有流派性质的雏形，不过，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诗人和史家的“构造”；连“九叶”的名字，都是后加的。穆旦等曾被忘却的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的位置，迅速提高，影响也迅速扩大。(注：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0年代九人诗选”的《九叶集》。袁可嘉在《序》中，将他们九人所选出的诗，称为“九片叶子”。“九叶”遂成为这一诗派的颇为通用的名字。有的研究者还使用了“中国新诗派”(《中国新诗》是他们在40年代创办的刊物)，“新现代派”(区别于戴望舒等的“现代派”)等称谓。其后，这些诗人的诗集、诗论集多有出版重印。如袁可嘉的诗论集《论新诗现代化》，唐湜《新意度集》(在原来的《意度集》基础上增补)。1996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名为“20世纪桂冠诗丛”的丛书中，出版了《穆旦诗全集》(李方编)。在80年代，对“九叶”诗人的研究，影响较大有蓝棣之的《正统的与异端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等论著。)至于海峡对岸台湾50年代以来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也得到较充分的介绍。当然，外国诗论和诗歌创作的大量译介，更是一个显要的事实。在80年代的诗歌发展过程中，外来影响和大陆的“现代主义”诗歌流脉，被放在显要的位置上，作为激活诗创造的重要推动力。因而，诗的“实验”，在一段时间里，相当程度地建立在对外来诗歌思潮和重要诗人借鉴的基础上。不过，在后来，中国诗歌美学传统也开始受到注意。
　　　在80年代，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专门的诗刊、诗报，比起五六十年代来，也有了增加(注：除了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外，四川的《星星》复刊，成为另一重要的诗歌刊物。其他省市在80年代创刊的专门诗歌报刊，还有多种。但它们有一些坚持的时间并不很长。以1985年为例，当时的诗歌报刊，除上述两种外，还有《诗神》(河北)、《诗选刊》(内蒙)、《诗潮》(沈阳)、《诗人》(吉林)、《青年诗人》(长春)、《诗林》(哈尔滨)、《绿风》(新疆石河子)、《诗歌报》(安徽)等。)，在理论上说，增加了诗发表机会。但事实上，诗的发表、出版，却是个难题，特别是在文学的商品化潮流的趋势中，诗的地位更受到削弱。这应该是个可以预料的趋向。在一个消费性主导社会中，诗的发表与出版大都已无利可图，而靠写诗以获取声名和丰厚利益的可能也很微小。不过，仍有不少执著者，特别是青年人，不计得失地钟情于它。对于80年代以来的诗界，另一重要现象是，源于“朦胧诗”讨论而出现的诗界的矛盾、分裂，后来并没有弥合，反而加深和扩大。这种“分裂”，主要根源于相异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实践。在诗的发表、诗集的出版普遍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在诗艺上被认为有“异端”色彩的青年诗人，就更不容易。于是，诗人之间的“小团体”(或“圈子”)的交流方式，以及自印诗集、诗刊的发表方式，在8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