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学主张，文学“寻根”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小说某些艺术特征的形成或凸显，又不能说都是这一主张的直接效果；一些作家的类似创作倾向，也不见得都有十分明确的理论支持。
　　对于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是这期间小说创作开始出现的重要现象。当代中国大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小说，地域、风俗的特征趋于模糊、淡化。主流的文学观念是，历史运动，人的行为、情感的基本构成和决定性因素，是阶级地位和政治意识。其它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体现“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文化的、人性的因素，自然会被看作是对于阶级意识的削弱，而受到排斥。在80年代受到普遍认可的小说观念则是，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证明，文学史的叙述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以激进的历史观、更多从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去构撰作品的作家，受到了冷落，而宽容地重视特定情景中的日常生活的创作，成为文学生命力的例证。50至70年代被湮没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及“京派”小说文学史地位的上升(注：在“文革”后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评和发现中，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曾发生过重要影响。)，与小说创作的趋向构成互动的关系。
　　这样，在80年代，加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表现这一生活方式在现代的变迁，为不少小说家所重视。有的甚至细致考察某一地域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成为拓展创作视境的凭藉。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汪曾祺，对民俗在小说情调、氛围、人的心理表现的重要性的理解，和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等的艺术追求有内在关连。倡导、或同情文学“寻根”的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也都表现了强烈地关心创作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倾向。贾平凹的一系列散文、小说，有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李杭育的一组小说，着重对浙江“葛川江”流域风情的考察。其他如郑万隆写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写鄂温克族的生活，都汇入“寻根”所旅发的重视民俗表现的潮流中。当然，“地域小说”的追求，在邓友梅、冯骥才、刘心武那里有更自觉、持久的表现。他们都经历了从社会政治性的取材，到写“民俗风味小说”的转移。刘心武的长篇《钟鼓楼》、《四牌楼》等，在北京城区普通市民的生活世相的刻画中，来表现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关系。陆文夫在这个期间，对苏州这个城市的风俗沿革，也有专门考察。他的中篇《美食家》，虽说贯穿政治性主题，但对苏州饮食等文化的描述，常逸出这一轨道而成为作品中多彩的部分。邓友梅的写北京的小说和冯骥才的“津门系列”，对于京津的风俗和生活于其间的普通市民的言语、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都有细微、传神的刻画。
　　比起“伤痕”、“反思”小说来，带有“寻根”特征的小说，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断上，显然表现得复杂而暧昧。倡导“寻根”的那些“知青”出身的作家，他们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在有可能系统获取传统文化知识之后，他们便惊讶于过去的无知，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孺慕：“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释道”，产生“感到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致浅薄”的冲动(注：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不过，如韩少功、郑义、李杭育、阿城等，他们的小说，都更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和“不规范”的区分。对于他们所称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的“传统”，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在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有更多的文化“精华”。“文革”后的当代作家，一般会很容易接受“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持激进批判的立场，不过，在东西文化的对话、“碰撞”中，也会走向对悠久而丰厚的民族文化的沉迷，转而怀疑原先所持的批判态度。
　　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一些作家受到诸如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把对于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与象征、寓言的因素加以结合。叙述方式变换的技巧，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运用：以“现在时”和“过去现在时”的叙述来处理历史，在叙述者和故事人物，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上构成复杂关系，以此来强化叙述的意识。不过，以现代意识，来审察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方法，作为艺术创造的主要借鉴，在80年代中期以后，也成为一种潮流。这种艺术追求，首先表现为小说整体情调、气氛的营造的重现。其次，在小说语言上，或者向着平淡、节制、简洁的方向倾移，或者直接融进文言词汇、句式，以加强所要创造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理的古奥。另外，小说的章法、结构、叙述方式，都可以看到向古代小说取法的情况。汪曾祺在谈中国古代小说时认为，这里存在“两个传统”，即“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前者是“投入当道的‘行卷’”，因为要使“当道者”看得有趣，赏识作者的才华。后者却“无此功利目的”故清淡自然，自有情致。(注：《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一书的“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50年代初，孙楷第在谈到当代小说作家向古代小说学习时，也对唐人传奇有所贬抑，认为“传奇是史传的别支，是智识阶级士大夫阶级的高贵文学”，“坐在屋里自己说自己的话”。孙楷第推重的是明末白话短篇小说，因为它们的作者“化身为艺人，面向大众说话”。见《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3期。)显然，汪曾祺、贾平凹、阿城等，都属师法朴素节制、清淡自然的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