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展的文学运动，可以看作是走向“文革文学”的重要步骤。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结束时，发表由周扬署名的总结性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在审阅时加上了一段文字，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称为“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说它“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放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看来，这场“革命”的功绩，是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建立清理“旧基地”和“开辟道路”，而“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很明显，这和周扬等的强调点并不相同。在估计反右运动的功绩时，周扬最看重的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得到清理和总结，至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艺”)的道路，那是在30年代就已经开辟了的。这种分歧，在当时，双方可能都还没有深刻意识到。
　　　1958年，在发动经济上的“大跃进”的同时，也提出了文艺的“大跃进”。这一年，毛泽东发表的有关文艺的主张主要有两项：一是提倡大力搜集民歌，一是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3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注：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还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此后，他关于重视和搜集民歌的讲话还有多次。(注：1958年4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的武汉会议、5月20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各省搞民歌”，民歌“各地要收集一批，新民歌要，老民歌要，革命的要，一般社会上流行的也要”。《人民日报》于4月14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指出这一“极有价值的工作”，“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郭沫若为此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人民日报》4月21日)。4月26日，周扬主持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采风大军总动员”。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在此前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也发出相应的“收集民歌”的通知。民歌收集与“新民歌”创作，在全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全面开展。)由此，全国出现了遍及城乡的“新民歌运动”；民间的文艺形态被作为创建无产阶级文艺的重要凭藉而提出。毛泽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讲话，当时并未公开发表。1958年第7期《文艺报》(4月出版)上，郭沫若答该刊记者问在谈到毛泽东词《蝶恋花》时，首先使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的说法。随后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注：《红旗》创刊号(1958年6月1日出版)。)一文中，除公开了这一主张的发明人外，并就其基本涵义和对中国文艺发展的意义加以论释，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从1958年到第二年，文艺界开展了对这一提法的“解经式”的讨论。后来，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1960年7月)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将这一创作方法作为“方向”加以确定，宣称它是“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方法”，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在当时的讨论中，赞扬这一“方法”的作家、批评家，一般都把它看成是与产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属一个体系，或称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不过，这一“方法”的提出，又是摆脱“苏联模式”、实施一种激进的文化发展的构想的组成部分。
　　　在1958年，开始了对一种新的文艺形态的构想。这种文艺形态，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曾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注：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编者的话》中说，“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文艺报》1958年第19期社论(《掀起文艺创作的高潮！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在阐述9月举行的中国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精神时说，“现在提出建设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任务，不是太早，而是适时的，必要的。”华夫撰写的《文艺报》专论《文艺放出卫星来》(1958年第18期)中说，“建设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并不是一件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事情”，并说“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最有利于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创造”。)。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方法上，它突出了本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命题中的“浪漫主义”。在把“浪漫主义”阐释为“革命热情”、“远大理想”，写出“所愿望、所可能想像”的东西之后，把它置于显著的、主导性的位置上，从而为从观念、从社会理想目标和政治浪漫激情出发来“虚构”现实提供理论根据。这种文艺，与“行动”(尤其是政治行动)有更直接的关系。同时，比起文字作为媒介的创造物(文学)来，拥有更多接受者，并让接受者更直接参与的“文艺”(戏剧、曲艺、歌曲、美术、诗朗诵等)的地位得到加强。这种文艺的创造者，要求具有工人阶级思想，更支持工人农民等“卑贱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入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而这种文艺形态，在与人类文化“遗产”的关系上，则强调“厚今薄古”，“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
　　　当时文学界的领导者(周扬、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等)参与了这一文学思潮的倡导和推动：提出“文艺也要大跃进”，制订“文艺工作大跃进32条(草案)”，开展“开一代诗风”的“新民歌运动”，编辑出版仿照“诗三百”体例的《红旗歌谣》，发动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提倡“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的创作题材和主题，等等。但是，这一文学路线，显然也使周扬、茅盾、邵荃麟等感到不安。他们一方面支持“两结合”创作方法，另一方面又为创作中“现实性”的薄弱忧虑。一方面承认“五四”新文学作家思想创作存在严重缺陷，另一方面又积极整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成果。对文学的非政治倾向的注意从不松懈，但也对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提出质疑；建设一种与人类精神遗产(尤其是他们熟悉的欧洲、俄国的文学遗产)有着牢固联系的、有很高精神魅力的文学，使他们无法将文学当作工具性的东西。特别是，他们实质上都是以人道主义作为精神核心的启蒙主义者，在运用文学这一“人生教科书”去塑造何种理想人格上，也不会完全认同忽视个体价值的“集体主义”，尽管他们批判过冯雪峰、丁玲等的“个人主义”。(注：在这期间进行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文艺报》组织的对《青春之歌》和《“锻炼锻炼”》的讨论，茅盾的《创作问题漫谈》等评述这一时期创作的文章，都可以发现对文艺现状的忧虑的情绪和观点。)
　　　在经济等的“大跃进”遭遇严重挫折之后，60年代初，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实施退却的“调整”政策，文艺也不例外。凭藉这一时机，在另一些较为务实的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周扬等便开始一系列的活动，对这种激进的文艺路线进行调整。这包括召开多次检讨文艺工作“左倾”的会议(注：主要的有：1961年6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6月至7月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1962年筹备纪念《讲话》发表24周年会议(“新侨会议”)，同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广州会议”)，8月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大连会议”)等。)，发表题为《题材问题》的《文艺报》专论(《文艺报》1961年第3期，张光年执笔)，和《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5月23日，周扬执笔)，讨论、制订由执政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的文件。上述活动、文章，以及周扬在这期间多次言辞激烈的讲话，其着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批评文学对政治的简单依附，批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解“经”(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的风尚，以及忽视人类文化遗产的倾向。这一切，从文学的角度上，是为了保护文学的“特质”，阻挡政治对文学的“淹没”，在文学服从于政治的框架内，有限度地承认作家在题材、人物、风格、方法上的某种“自主性”和多样选择。在文学的“服务对象”上，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替换“工农兵”概念，以削弱、模糊其阶级的规定性。另一方面，是全面审度1958年以来成为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核心的“革命浪漫主义”，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和重视体现历史复杂性的“中间状态”人物的创造，来重提文学的“真实性”。这样，在目睹了“大跃进”的文艺路线所产生的“文化后果”之后，文学界的主持者在若干重要问题上，靠扰了他们原先的“对手”(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的立场(注：在1961年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说，“……胡风是反革命，对我们做了恶毒的攻击，但经常记得他攻击我们什么，对我们有好处。他有两句话我不能忘记，一句是‘二十年的机械论统治’，如果算到现在，就是三十年了，……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教条主义。胡风还有一句：反胡风以后，中国文坛就进入中世纪。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