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的几年中，原来的文化机构、包括文艺报刊和出版社都受到了批判和清洗，因此，除了“样板戏”和直接配合政治运动的诗以外，文学创作处于停滞的状态。从1972年开始，当时的文艺权力机构试图扭转这种凋弊的局面，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注：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的短评，并重新刊登毛泽东1949年为《人民文学》创刊号的题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创作活动才逐渐有限度地恢复。
　　　短篇小说继续着这种样式在当代的“传统”，即对现实生活的快捷反映。在提出文艺创作“要及时表现文化大革命”，要“充分揭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要求时，短篇自然是适当的样式。其中，上海地区组织的创作(注：这些作品，大多刊登在《朝霞》月刊和《朝霞》丛刊上。另外，还出版了《序曲》、《上海短篇小说选》等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更典型地表现了短篇作为政治力量的“话语工具”的性质。这些作品(也包括其他地区的创作)，直接写“文革”运动本身，涉及各个阶级的重要事件，如红卫兵运动，“夺权斗争”、“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进驻学校，歌颂“革命样板戏”，工厂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反“走资派”的斗争，以及1976年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等。当时的报刊评价较高、作为创作方向予以表彰的，有萧木署名“清明”、“立夏”、“谷雨”的《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有《三进校门》(卢朝晖)、《特别观众》(段瑞夏)、《朝霞》(史汉富)、《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崔洪瑞)、《典型发言——续〈一篇揭矛盾的报告〉》(段瑞夏)、《广场附近的供应点》(朱敏慎)、《女采购员》(刘绪源)、《初试锋芒》(夏兴)、《红卫兵战旗》(姚真)、《严峻的日子》(伍兵)等。
　　　“文革”期间出版的长篇小说约一百余部。在取材上，写当代现实生活的占五分之四，其余为“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些作品中，有近二十部标明是“集体”(或“三结合”)创作，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如《大海铺路》作者署为“上海市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雨后青山》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三结合创作组”。这些长篇从作者状况看，够得上“作家”(或“潜在”的作家)身份的，只有谌容、浩然、李云德、黎汝清、古华、郑万隆、郭澄清、张长弓等不多的几人。较有影响(相对而言较有艺术质量，或受到当时批评界推重)的，除前面述及的浩然的《艳阳天》(第三卷)和《金光大道》外，尚有《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小组)、《牛田洋》(南哨)、《激战无名川》(郑直)、《飞雪迎春》(周良思)、《桐柏英雄》(集体创作，前涉执笔)、《征途》(郭先红)、《剑》(杨佩瑾)、《千重浪》(毕方、钟涛)、《春潮急》(李克非)、《铁旋风》(王士美)、《边城风雪》(张长弓)、《大刀记》(郭澄清)、《万年青》(谌容)、《分界线》(张抗抗)、《万山红遍》(黎汝清)、《响水湾》(郑万隆)、《山川呼啸》(古华)等。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底，第二、三部出版于“文革”期间，也是这个时期较知名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长篇，从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到叙事方式，都表现了规格化倾向。由于长篇的容量大，在恪守当时提出的创作规则上，也有更严格、全面的要求。大多数长篇，都会有一个竭力写得“高大”而“完美”的“主要的英雄人物”，也会有围绕“主要”英雄的若干“非主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以表明“正面力量”并非势单力薄。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的，通常是“阶级敌对力量”(在“文革”属于这一范畴的名目有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暗藏特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在“正面力量”与其对立面之间，设置了各种“问题人物”(“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敌对势力所蒙蔽，或有道德品质上的疑点和问题)。分属不同阶级阵营的人物，便环绕设定的中心事件(某一生产建设任务，或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力较量的事件)展开冲突。一致的结局是：“主要英雄人物”在“群众”的支持下，教育、争取“问题人物”，最后孤立、战胜敌对势力。当然，在这些长篇中，冲突又必须是“多层次、多波澜”，逐步引向高潮的。在严格规定社会历史“本质”及其具体形态(甚至细节)，且要求文学必须表现这些“本质”的文学环境中，叙事文学人物的“符码化”和情节结构的规格化，是必然的趋向。与诗、戏剧等一样，“象征”也成为小说的重要修辞方式，这包括人物、环境描写。由于“象征”不是个性化体验的想像，因而极大地削弱了叙述上的具体性和真切感。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突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的“文革”长篇小说，在地域、风习、日常生活具体状况的呈现上，显得最为模糊和粗糙。作品的叙述者基本上以全知的身份出现，并常以滥情而全力干预的姿态，来严格控制小说的过程。一般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那种人物心理、行为和情节情形的某种“独立性”，以及“叙述”和“干预”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在这里已被清除或极大地简化；读者听到的，是绝对凌驾于人物、故事之上的意识形态权威的“粗暴”的声音。
　　　当然，指出这种总体状况，并不是说这个时期所有的长篇在思想艺术上都是同等的。比较起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谌容的《万年青》，古华的《山川呼啸》，郭澄清的《大刀记》，张抗抗的《分界线》，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等，尚有较多的生活实感，作者也有较强的处理材料的结构能力，而处于当时创作的普遍水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