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革”期间特殊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个时间的文学，实际上分裂为不同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公开(公开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在公开出版物上刊发)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另一部分，则是隐在的，秘密的，分散的。后者是当时文学的异质力量，但又最富于生命力，后来成为“文革后”文学变革的准备和先声。在公开的文学界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以“革命样板戏”为中心的戏剧。比较起来，文学的其他样式，如诗、小说、散文等，都显得暗淡。在“文革”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刊登于报刊上的诗歌创作，专业作家已很少见，主要是“红卫兵”和“工农兵作者”的作品。1972年以后，陆续有一些诗集出版。据统计，从1972年到1975年，各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共390种。其中，大多数是“工农兵作者”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的作品集，如《文化革命颂》、《批林批孔战歌》等。(注：参见纪戈《诗歌来自斗争，斗争需要诗歌》，《人民文学》1976年第2期。)在诗的体式上，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政治抒情诗的强大影响仍在继续，而“文革”期间所推行的政治运动，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诗歌创作取材和主题的直接依据。从文艺的政治工具效用上考虑，“文革”期间文艺界的控制者会觉得，歌曲会具有更大的“威力”。因此，“群众歌曲”，包括将毛泽东的语录、诗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等谱写的歌曲，有广泛的流行。许多创作的歌曲，具有另外时期所没有的直截了当的、极端的修辞方式。(注：如在“文革”中广泛流行的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咱就叫他见阎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等。)在当时，任何婉转、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都会被看作缺乏“战斗的风格”。诗的创作，也朝着这一趋向发展。江青多次策划“革命民歌”和“革命儿歌”的创作，来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小靳庄诗歌”——一种用快板、顺口溜形式写的政治宣传韵文。(注：小靳庄在天津宝坻县。江青曾多次到这里活动，组织诗歌创作。当时出版了《小靳庄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社)、《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诗集。)这种情况下，诗歌创作已与个体体验表达无关。僵硬的政治象征语言对诗的“入侵”，使诗失去它传达诗人语言和想像上的敏感的可能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政治社论的方式来发表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这首称为“诗报告”的长诗，其写作动机，表达的观点，以及艺术形式，与浩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样，完全纳入政治权力运作之中。《西沙之战》也“创造”了中国新诗的独特发表方式：政治性报纸《光明日报》从头版开始，用了几个版的篇幅刊登。随后，《人民日报》和各省市报刊，纷纷转载。这种处理，除了最主要的政治意图外，也存在着在诗的写作上标举“样板”的考虑(注：《西沙之战》刊于1974年3月15日的《光明日报》。随后，报刊发表许多推荐赞扬的文字。认为它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创作“战斗的诗篇”，如何塑造英雄的人物，如何抒发无产阶级的理想和建立无产阶级诗的风格，“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在这期间，《理想之歌》(注：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9月版的诗集《理想之歌》。)是另一首有较大反响的长诗。其主题和诗体形式，都可以看到贺敬之60年代创作的重要影响。诗的“叙述者”虽以阶级青年代言者的身份出现，但多少留存有作为到陕北“插队”的“知青”的生活体验的痕迹，而加强了政治表达上的生活实感。从郭小川50年代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到贺敬之60年代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到70年代的《理想之歌》，是当代真诚地讲述青年的“人生道路”和“理想”的系列。这些具有主题连贯性的“政治抒情诗”，显示了在当代的各个时期，个体的“理想”是怎样被组织进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它们提供的，是诗歌表达一体化的“理想主义”的写作经验和具体的诗体形态。
　　　1972年以后，少数一度被迫停止写作的诗人，有了发表诗作、出版诗集的可能。这些诗人有李学鳌、李瑛、张永枚、臧克家、严阵、顾工、阮章竞、刘章、纪宇、沙白，以及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工人作者，如王恩宇、仇学宝、宁宇、郑成义等。在这个期间的诗人创作中，李瑛数量最多，影响也较大。从1972年到1976年，出版的诗集有《红花满山》、《枣林村集》、《北疆红似火》。北方乡村和驻守在北疆深山、林区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在李瑛的诗中，自然也是提升为对“路线斗争”和“世界革命”的表达的出发点，但作者惯有的对景物、色彩的敏感，语言、叙述方式的某些清新柔和的因素，是对普遍性的语言和情感粗糙、僵硬的有限的偏移，因而获得许多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