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文学问题与政治问题、政治活动之间的界限，在“文革”期间已难以分清。这种状况的出现，早已存在于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斗争“武器”的规定中。在“文革”中，政治观念、意图更直接转化为艺术作品，即“政治”的直接“美学化”。胡风、周扬等文学思想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的结构，成为政治—艺术的直接关系。现代左翼文学用来协调政治与艺术的紧张关系的“真实性”，已从这一结构中“拆除”。同时，作品的接受行为，也更明确地被赋予政治的意义。也就是说，文本的生产、发表、阅读、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文革”前夕对小说《保卫延安》、《刘志丹》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是著名的实例。这些作品，既被看作是文学文本，也被看作是政治文本。在破除文学生产、文学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而将文学生产、传播、批评纳入国家政治运作轨道上，“文革”有了相当全面的实现。因此，在“文革”结束后，电影《春苗》、《盛大的节日》、《反击》等被称为“阴谋文艺”，而“天安门诗歌”的意义则是“突破了文艺的范围，直接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政治运动”——批判和肯定，都揭示了它们与政治直接关联的性质。
　　　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在“文革”期间，受到各种迫害。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同范围受到“批斗”，遭受人身污辱摧残，有的被拘禁、劳改。一些作家因此失去生命。作家的这种遭遇，是1966年提出的“横扫牛鬼蛇神”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的一个部分。由于“文革”的激进派别指控“十七年”文艺界为“黑线专政”，大多数作家被看作是“黑线人物”、“反动文人”；作家、知识分子又是要彻底破除的“旧文化”的主要传承者，这加剧了对他们迫害的广泛性和严重程度。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宣读的《为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中，列举的知名作家、艺术家名字计有二百人。他们中的作家有邓拓、叶以群、老舍、傅雷、周作人、司马文森、杨朔、丽尼、李广田、田汉、吴晗、赵树理、萧也牧、闻捷、邵荃麟、侯金镜、王任叔(巴人)、魏金枝、丰子恺、孟超等。
　　　“文革”期间，原来的作家的写作和作品的发表，需要获得允许，重新取得资格。“文革”开始的最初几年里，除极个别作家(郭沫若，浩然，以及一些工农出身的作家，如胡万春、李学鳌、仇学宝等)仍可以发表作品外，作家普遍失去写作资格。1972年以后，原来作家中可以发表作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李瑛、贺敬之、顾工、草明、张永枚、玛拉沁夫、茹志鹃、臧克家、姚雪垠等，但大部分仍不能(有的则是不愿)写作。个别“十七年”期间出版的作品和理论著作，在经过审查后，也获准重新印行，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贺敬之的《放歌集》，张永枚的诗等。这些重版的著作，大多作了响应当时的政治要求的修改。“文革”期间，也有一些新的作者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为“新时期”作家的一部分，如莫应丰、张长弓、梅绍静、王小鹰、谌容、刘心武、徐刚、郑万隆、梁晓声等。稿酬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被取消。在作家、知识分子作为控制对象的情势下，作品的发表主要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耀。
　　　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的文学刊物，除《解放军文艺》(1968年11月到1972年4月也曾一度停止出版)外，都被迫停刊，这包括由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分会主办的几份最有影响的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上海文学》等。不少省市的文学期刊，在1972年前后陆续复刊，但《诗刊》、《人民文学》、《文艺报》、《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收获》等则迟至1976年以后才得以恢复。1974年1月在上海创办了文学月刊《朝霞》，登载诗、小说、散文和评论，是“文革”中集中、鲜明地表达激进派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文学刊物。这期间，上海出版的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也常刊登文学批评性质的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不定期出版《朝霞》丛刊，刊发短篇、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
　　　在写作方式上，文学批评最流行的方法是组织写作小组，这表示了它的非个人性，也加强其权威地位。这种表达社会政治集团观点的做法，是近代以来报刊的时评、社论的方式。“文革”前后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一些长篇文章，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等，都由主要设在上海的写作小组撰写。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章的写作，由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所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承担，署名通常是“初澜”或“江天”。上海的“写作班子”的文章，有时候直接署“上海大革命批判写作小组”，有时候则根据写作人员的构成和文章内容的区别，而分别使用“丁学雷”、“方泽生”、“罗思鼎”、“任犊”、“方耘”、“常峰”、“方岩梁”等名字。“文革”后期成立的，由江青等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有的文章署名“梁效”)，有时也写作与文艺有关的文章。当时著名的“写作班子”，还有北京的“辛文彤”、“洪广思”等。
　　　诗、散文、小说的发表，许多仍是个人署名的方式。但是，“集体创作”得到鼓励和提倡，尤其是“工农兵”的创作。“集体创作”1958年就作为一项显示“共产主义思想”的事物提倡和实行过，《文艺报》还发表过《集体创作好处多》的专论(注：署名华夫，《文艺报》1958年第22期。)。集体创作的方式有多样，其中的一种是“三结合”(“党的领导”、“工农兵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这种“三结合”写作小组，在“文革”期间，一般是抽调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人(或农民，或士兵)，短期或长期脱离生产，由部门的文化宣传干部组织起来，再加上一些作家(或文艺报刊编辑，大学文学教师)组成。写作步骤，通常会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政治文件，以确定写作的“主题”，然后根据所要表达的“主题”，来设计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矛盾冲突)。作为“群众”的写作者中，也会有表现出较强的写作能力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写作组的“专家”在最后的定稿上，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当时一部分有影响的作品，就是以“集体写作”方式实现的。如《金训华之歌》(仇学宝、钱家梁、张鸿喜)、《牛田洋》(署名南哨)、《桐柏英雄》(集体创作，前涉执笔)、《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等。“三结合”创作，当时被认为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列举的理由包括“有利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造就大批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好方式”，以及“为破除创作私有等资产阶级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关于后面这一点，当时的阐述是：“由于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参加，他们也把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带进了创作集体”，文艺创作“就像他们在生产某一机件时一样，决没有想到这是我个人的产品，因而要求在产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注：周天《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朝霞》1975年第12期。)。
　　　“文革”期间，与域外的文化交流，几乎处于隔绝的封闭状态。少量的文化交流(文化团体的访问、演出，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公共图书馆中的外国文学书刊，大部分已被封存停止借阅。对外国哲学、文学艺术等的译介工作，也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只是到了1973年以后，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才在极有限的范围里进行。上海从1973年11月起出版了“内部发行”的刊物《摘译》，译载的主要是当代的苏联(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小说和文学理论文字。几家主要出版社，也有少量翻译作品出版。当然，翻译和出版的总体停顿的状况，并不说明对中国和外国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的阅读已停止。公共图书馆中被封存的一些书刊流向民间；私人藏书在这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60年代前期，为供“高级干部”和研究者“参考”、“批判”而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著作(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翻译出版了近百种的国外(主要是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其中一部分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购买上有一定的“级别限制”)。如杜威(美)的《确定性的寻求》、《人的问题》，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自由的矛盾情况》，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阿克顿(英)的《时代的幻觉》，罗素(英)的《社会改造原理》等。该社在1964年至1966年间，还出版了近二十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共二十五辑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在60年代初，也印行了许多“内部发行”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译著。如罗素的《心的分析》、《人类有前途吗？》，让？华尔的《存在主义简史》，卢卡奇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斯宾格勒(德)的《西方的没落》，M?玻尔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柏格森(德)的《形而上学导言》，R?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萨特(法)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怀特(美)的《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杜威的《自由与文化》，《经验与自然》，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等。商务这期间还出版了由洪谦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和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的《存在主义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这期间出版的“内部发行”书籍，主要有：《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6辑)，《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下)，《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斯蒂尔曼(英)编的《苦果——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苏联“第四代作家”叶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等的诗、小说等。)，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