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确立为“样板”的主要是京剧、舞剧等艺术形式，而文学各样式(诗、小说)在提供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典范之作上，却似乎遇到了困难。比起戏剧等来，小说、诗等创作更具“个人性”，也不存在某种成熟的可依凭的“模式”，接受上也与观赏戏剧的集体性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确立“样板”的工作难以奏效。
　　　“文革”前夕，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曾经被当时的文学界当作“样板”看待。小说最早刊于《收获》1965年第7期，解放军文艺社10月初版。这部长篇所写人物，是一名普通士兵。1963年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为了保护列车，拦住冲上铁道的惊马而牺牲，年仅23岁。小说以艺术虚构来丰富和展开真实事件，用感伤的文笔，写欧阳海的成长——当代英雄为达到灵魂纯洁的带有“自虐”色彩的思想净化过程。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人民日报》1966年1月9日选刊该书部分章节时，“编者按”称“它是近年来我国文学工作者进一步革命化，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作者金敬迈谈创作体会的文章，在全国报刊受到广泛征引。196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解放军文艺社的第二版重排，与解放军文艺社版同时印行。仅人民文学出版社4月和6月的两次印刷，印数即达二百万册。郭沫若为这一版本题写书名，并称它“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凯歌，是文艺界树立起来的一面大红旗，而且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部最好的作品，是划时代的作品”(注：《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就〈欧阳海之歌〉答〈文艺报〉编者问》，《文艺报》1966年第4期。)。另外的批评家认为，小说是“突出政治”、实践文艺创作要“三过硬”(林彪提出，文艺创作要“思想过硬，生活过硬，技巧过硬”)的“优秀范例”，“无论在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方面，无论在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活的样板”(注：冯牧《文学创作突出政治的优秀范例——从〈欧阳海之歌〉的成就谈“三过硬”问题》，《文艺报》1966年第2期。)。当时周扬等控制的文学界对这部小说异乎寻常的反应，固然是出于对一种政治和文学理念的信仰，但也是在意识到“危机”将临时的惊慌失措。“文革”初期，对这部小说的肯定得到延续，但不久(1967年底)作者就受到迫害——看来并不承认它的“划时代”的、“样板”的地位。这可以理解为这一“样板”是“文艺黑线”所树立的，同时，就作品本身而言，在表现对立“阶级”的斗争等问题上，也并不完全符合激进派确立的规范。不久，这部风行一时的“畅销书”就不再被提起。“文革”期间，按照当时激进的政治、文学思潮组织写作的一些小说，如长篇《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牛田洋》(南哨)(注：《虹南作战史》拟写两部，只完成一部。写5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版。《牛田洋》写60年代初解放军某师在南海围海造田中经历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等作品，就连对它们作出很高评价者，也无法否定它们的难以掩盖的缺陷，这包括“描写阶级斗争方面”的缺陷，有的地方“以作者的议论，来代替艺术上对人物的塑造”，“全书只有一种语言”等。(注：方泽生《还要努力作战——评〈虹南作战史〉中的洪雷生形象》，《文汇报》1972年3月18日。)它们不可能占有如“样板戏”那样的“经典”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浩然被“重新发现”。“文革”期间他的小说虽然一直受到肯定，但在1974年前后，对其创作的政治、文学价值的评价迅速提高。这应该说包含有在文学(小说)领域上推出“样板”的考虑。浩然(1932-)，天津宝坻人。1956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喜鹊登枝》，到60年代初，有大量的表现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问世，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杏花雨》等十余部短篇小说集。他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长篇的第一、二部分别出版于1964年底和1966年初，第三部的出版则迟至1971年底。《艳阳天》的故事发生于1957年夏天，写北京郊区东山坞农业社围绕“土地分红”和粮食问题所发生的冲突。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社主任萧长春，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他带领“贫下中农”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对立面的，有农业社副主任、“老党员”马之悦，“反动地主”马小辫，另外，也有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状态人物”。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这种结构形态，在五六十年代的若干长篇中已经具备，但《艳阳天》却更分明，更切合激进派所描述的社会结构和文学结构模式：对立的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阵线”更加分明，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激烈，而且，“阶级斗争”已被组织成笼罩全部社会生活的网。50年代农村生活的这段“历史”，在60年代的浩然的笔下，有了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既有些相似、但也不同的叙述。它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注：初澜《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艳阳天〉》，《人民日报》1974年5月5日。)。当然，《艳阳天》在根据“本质真实”的规定来构造历史时，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有特色的叙述语言，“现实主义”小说对生活色彩(习俗、语言、情感方式等)的重视，使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而在当时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听众(注：“文革”期间，《艳阳天》在国家电台“小说连播”的节目中播出，受到尤其是农村听众的广泛欢迎。)。
　　　随后，浩然在学习了“样板戏”和提高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之后，开始了另一部长篇《金光大道》的写作。他更自觉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来塑造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并检讨写《艳阳天》时，注意力只在“基层”，对“上面，尤其是高一层领导”缺乏认识的缺陷。因此，在《金光大道》中，矛盾斗争写到了“县一级领导干部，并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比起《艳阳天》来，在适应意识形态要求上更为自觉，而在艺术上也更有力贯彻当时倡导的“典型化”的象征方法。无论是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意义，还是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小说所认同的“文革”统一的历史叙述中。浩然创作的被褒奖，在当时是为了标示这样的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生活体验和表现能力的作家，如何自觉调整、限定自己的步调，来进入一种有较强规约性的创作体制之中。当然，不能说《金光大道》中，作家所有的个人经验和想像已被完全“改造”，这之中仍存在着一些空隙，一些裂缝。这是与更为“本质化”的创作，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不同的地方。浩然在这期间，还有写中越在南海发生冲突的事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一部更具图解性质的作品。80年代，他写作了长篇小说《苍生》，以及自传体长篇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