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除了公开发展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它们不同程度具有“异端”因素，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半秘密的状态中。作品常见的存在方式，是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也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发表(后面这种情况，严格说并未成为当时的“文学事实”，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文学，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这一概念(注：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但这里所评述的文学现象，与该书所涉及的不尽相同。)，但也可以称之为“隐在的文学”。它们与公开的文学世界构成了对比的关系，并为80年代出现的重要文学潮流作了准备。(注：在本书这一节所设定的评述对象中，将不包括在“文革”中创作而受到批判的一些作品，如短篇小说《生命》(敬信)、戏剧《园丁之歌》(长沙市碧湘街完小原作，长沙市湘剧团改编，柳仲甫执笔)、《三上桃峰》(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杨孟衡执笔)，电影《创业》(集体创作，张天民执笔)、《海霞》(黎汝清原著，谢铁骊改编)等。)
　　　诗是表达具有“异端”性质的情感和艺术经验的较合适的样式。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曾写下他们当时的体验。蔡其矫作为“反革命分子”流徙闽北山区其间，写了不少浪漫风格的抒情诗(《玉华洞》、《祈求》等)，表达对摧残人性、凌辱心灵自由的****暴行的抗议。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受难的牛汉、曾卓、绿原等，“文革”期间也有记录他们生活和心理历程的诗作，如绿原的《重读〈圣经〉》、《信仰》，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50年代成为右派分子，“文革”间蛰居乡镇以木匠活谋生的流沙河，写下忧伤而旷达的“爱情诗”：《情诗六首》、《梦西安》。黄永玉对1976年初发生于天安门的事件，写下了《天安门即事》的组诗。郭小川在这期间，也写了政治抗议性质的《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
　　　在停止写诗多年以后，穆旦在1975到1976年间，有了一次诗的火花的迸射，一共写了近三十首诗(注：这些诗全部收入《穆旦诗全集》(李方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书后附有《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和《穆旦著译集目》。)。穆旦病逝于1977年2月26日，这些诗可以看作是他生命晚期的对人生之路的回顾。它们有《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友谊》、《停电之后》、《自己》，以及《春》、《夏》、《秋》、《冬》等。它们当然不再是40年代的紧张和尖锐，而是冷静而朴素，但其实也是痛苦的。仍是对“自我”的解剖，但不再是50年代的那种否弃“自己”的忏悔。“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冥想》)。对现代“冲突”的悲剧生活的体验，使作者具有“反讽”的精神态度和语言方式。他明白“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但最终不愿痛苦随身而没；现实与理想，智慧和受难，感情和理智，言语和沉默……在诗中构成矛盾性的张力。对于生活和艺术的纯正的追求，与这种追求在现实中的挫折，是悲剧的根源。他既表达了对生命有所企望的智慧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苦难，同时也承认在生命的“幻想的尽头”，只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他骄傲于“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却无情地“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这种“诅咒”，并不只由于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由于它的获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还在于“我们的智慧终于来自疑问”——对于“理想”、“智慧”的必要和可能的怀疑。执着而又疑惑，然后有了深刻，继而有对自身、对“不知我是否失去了我自己”的逼视。这些诗是“苍老”的，有着回顾往事时的甚至“残酷”彻悟。但情感思绪，又仍然有着对人生信仰的坚守，对于温情、友谊、青春的亲切守护：它们“像明镜般反映着窗外的世界，使那粗糙的世界显得如此柔和”(《友谊》)。然而，他明白，对于“永远的流亡者”来说，“美”会很快“从自然，又从心里逃出”，安恬、宁静的秋日是瞬间的短暂。
　　　穆旦、牛汉、蔡其矫等这个时期的诗作，都不能公开发表。读者读到这些作品时，已是80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