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到“文革”前夕，出现了包括话剧在内的戏剧创作和演出的“高潮”。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举办多次全国性的和各大区的话剧和戏曲的观摩会演。据统计，仅在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和其他的创作剧目共327个，其中话剧112个(注：《1965年革命现代戏大丰收》，《戏剧报》1966年第1期。)。影响较大的话剧有：《第二个春天》(刘川)、《杜鹃山》(王树元)、《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漠雁、吕兴臣)、《雷锋》(贾六)、《千万不要忘记》(丛深)、《箭杆河边》(刘厚明)、《豹子湾的战斗》(马吉星)、《龙江颂》(江文、陈署)、《丰收之后》(蓝澄)、《南海长城》(赵寰)、《年青的一代》(陈耘等)、《夺印》(马彦祥等)、《激流勇进》(胡万春、佐临、仝洛)、《一家人》(胡万春等)、《赤道战鼓》(李恍等)、《刚果风雷》(英若诚等)、《女飞行员》(冯德英等)、《战洪图》(张仲明执笔)、《青松岭》(张仲明执笔)、《赫哲人的婚礼》(乌？白辛)……这个期间的话剧创作，在“大写十三年”的创作口号(注：1963年1月4日，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柯庆施在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讲话中，提出这一口号。见《文汇报》1963年1月6日有关报道。)之下，大都取材于50年代以来的现实的生活。另有一部分作品，展开对“亚、非、拉”的“反帝反修”运动的想像。“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几乎所有作品的主题。
　　　在上述的话剧中，《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当时受到评论界的极高推崇。《霓虹灯下的哨兵》(注：剧本最初刊于《剧本》1963年第2期和《解放军文艺》第3期。)以当时被表彰和广泛宣传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为素材，写解放军一个连队1949年5月进驻上海南京路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的经历。作者是军队作家；最初演出的是军队剧团(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作者后来说，这个剧的创作，是“我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特别需要在全国人民中间提倡艰苦奋斗精神的时候，我们迫于时代的要求，奉命投入创作的”(注：《〈霓虹灯下的哨兵〉创作回顾》，《戏剧艺术》1979年第2期。)。剧中的排长陈喜，在战场上英勇立功，进入城市后，却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受到“资产阶级作风思想”的侵蚀，险些为阶级敌人利用。不过，他受到了教育和挽救。围绕着这条线索，剧中还组织了与此有关的人物和矛盾。这一训诲意味浓厚的创作，由于组织进富于情趣的细节，而有着喜剧色彩。
　　　《千万不要忘记》的戏剧结构应该说最为严谨。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新婚后受到曾是鲜果店老板的岳母及妻子的影响，开始讲究吃穿，借钱买毛料衣服，并热衷于下班后打野鸭子卖钱，以至劳动时注意力不集中，几乎酿下严重事故。后来，经过丁的父亲、爷爷、母亲及朋友的教育挽救，认识到所走道路的危险，而迷途知返，决心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剧名最初为《祝你健康》。经1962年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之后，便直接采用毛泽东1962年秋天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为剧名，并通过人物之口，将这一主题作了点题式的强调(注：《千万不要忘记》刊发于《剧本》1963年第10、11期合刊。196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单行本中，加入了丁海宽这样的台词：“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另一出话剧《年青的一代》，写地质学院毕业生林育生，不愿离开上海到青海工作；相反，萧继业则忍受伤痛，在西北为地质勘探事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在如何对待生活、爱情、理想等问题上，他们体现了对立的人生观。剧作在人物身份的设计上，表现出严重的忧虑：林育生亲生父母都是革命烈士，养父养母也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上面的作品一样，矛盾最终获得了解决，林育生在长辈、朋友的帮助下，在亲生父母留下的血书的感召下，而痛改前非。
　　　这些剧所讨论和试图解决的，是“革命传统”的延续、坚持的问题。在1962年底以后，提出“革命”仍要持续不断地开展(“继续革命”)，“革命”的根据和思想资源成为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城市被表现为可疑的，与庸俗、腐败相联系的生存处所，可以作为与此对抗的，则来自三四十年代主要在乡村开展的革命斗争，和乡村的生活经验。这些剧作还尖锐地意识到个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千万不要忘记》的编剧者指出了这一点：“这出戏不仅提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应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如何组织安排社会生活的问题。……戏里让我们看到把八小时工作安排好，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除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觉，最后八小时怎么安排？……”(注：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戏剧报》1964第4期。)。这些在当时被评论家赞扬为“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传达了时代的脉搏”的剧作，表达了政治激进派这样的意图：规范社会生活的观念方式和行为方式，赋予“没有枪声，没有炮声”的生存环境以严重的阶级斗争性质，提升“日常生活”的宏大政治含义，因而实现把个体的一切(生活行为的和情感心理的空间)都加以组织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