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文学，存在着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是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另一是秘密或半秘密状态写作、传播的作品。对于后者，有的研究者使用了“地下文学”的概念。公开出版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它们和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在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上，并不存在截然相反的变化。事实上，“文革”期间被称为“样板”的作品，许多是对五六十年代或延安时期作品的修改或移植。“文革”创作的小说、诗、戏剧，其艺术经验，也主要来自五六十年代。但是，“文革文学”也出现一些重要特征。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政治的直接“美学化”。在“真实性”问题上，中国当代作家对“感觉怎样”、“应该怎样”和“实际怎样”之间的矛盾的困惑(注：在五六十年代，茅盾、曹禺、周扬、邵荃麟在讲话或文章中，都讨论过如何“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在这时已变成对“应该怎样”(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容置疑的认定。这种文学观念，合乎逻辑也导致文学创作的观念论证式的结构。文学写作的“思维过程”，被规定为这样的公式：“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一般——典型。”(注：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红旗》1966年第5期。)创作和阅读过程中的“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被看成是“神秘主义”的东西而拒绝和清除。这一公式通向那种更具教谕性的创作。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强调，在修辞方式上，表现为象征方法的广泛运用。意义指向确定的“公共”(而非个人化的体验)象征，取代了生活细节精确刻画的描述。“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典型化”的方法，对于表达政治意图，虚构由“革命”所激发的浪漫想像，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
　　　五六十年代虽然被认为是“文艺黑线专政”，江青等对这个时期的理论和创作也进行激烈的攻击。其实，这时期创作、批评所提出的命题、规定，并没有被否定；“文革文学”否定的是这些命题、路线原来存在的内在矛盾，而推向某一极端。题材的等级意义是早就规定了的，“文革”则明确“无产阶级文学”只能写“社会主义建设和斗争”、只能写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生活。“社会主义文学”必须把创造新人形象(在不同时期和场合，可以替代的概念有“正面人物”、“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工农兵英雄形象”等)作为“中心的”或“根本的”任务，也是50年代初或更早就已提出，成为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原则”(注：1953年3月，周扬在第一届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就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中说，创造先进人物的典型去培养人民的高尚品质，“应该成为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以及一切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最中心的任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就是创造先进人物的形象。”《周扬文集》第二卷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但在“文革”文学中，这一“根本任务”(注：江青1964年7月在《谈京剧革命》中说，塑造出工农兵形象，塑造出革命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任务”或“首要任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说，“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则成为有严格条文规定的、不得稍有违反的“律令”。一方面，所有的作品必须主要表现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又必须居于中心的、绝对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完美，不允许有什么思想性格的弱点。因而，提出了“三突出”的(涉及结构方法、人物安排规则)的“创作原则”(注：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文中说，“根据江青指示”，提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这一“原则”后来由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见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红旗》1969年第11期)。)，以为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这种创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式”的，事实上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文革”期间，戏剧在文艺诸样式中，显然居于中心地位。戏剧既是选择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突破口”(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杂文的批判)，也是用来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样板”的主要形式。处于“中心”的戏剧对文学其他样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50年代，“五四”新文学小说的中心位置得到继续。小说的艺术观念、艺术方法对诗、散文有明显的渗透。诗的叙事化、情节化，要求诗、散文、戏剧也承担“反映”社会生活“各条战线”的任务，以及运用诸如“真实反映”、“典型”、“人物形象”等小说批评术语来品评诗和散文，都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从50年代后期，特别从1963年开始，戏剧的重要性受到强调。这自然是左翼文艺重视戏剧、电影这一“传统”的延伸。重视的原因与戏剧的特性有关。况且，戏剧、尤其是地方戏曲与普通民众有着紧密关系，是他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左翼文艺家如果要发挥文艺的宣传教诲功用，戏剧无疑是首先考虑的样式。
　　　戏剧对其他文学样式在结构上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诗、小说、散文的“场景化”。矛盾的若干线索的安排，开端、发展、高潮、解决的方式，即按照戏剧冲突的设置和结构，几乎成为文学创作的构思方式。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角色化”(在冲突中有确定的地位，和明确的性格特征)，并且人物间安排着许多戏剧台词式的对白。文学样式向戏剧的这种靠拢，无疑有助于在创作中表达这样的世界观：一个可以截然划分为对立两极的世界(包括社会力量、家庭关系、情感内容和心理世界)，需要开展对立的斗争来解决其中的矛盾，来改变或巩固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