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间秘密的文学世界，除诗以外，还有在读者中流传的“手抄本小说”。其中，张扬的长篇《第二次握手》拥有大量的读者。“文革”结束后披露的情况称(注：参见《湖南日报》1979年1月26日报道：《推倒‘四人帮’对一本好小说的诬蔑不实之词——为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及作者张扬平反》，顾志成等《要有胆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中国青年报》1979年3月11日)，张扬《关于〈第二次握手〉的前前后后》(《湘江文艺》1979年第9期)等文章。)，小说的写作始于1963年，开始是一部不到两万字的“提纲”式作品，取名《浪花》，后改写扩展为十来万字的《香山叶正红》。1967年作者作为“知青”在湖南浏阳山区插队时又作了修改，但手稿在传抄中丢失。两年后，写作第四稿，题为《归来》。这一稿在传抄时又下落不明。1973年，仍在农村劳动的张扬写成第五稿，又再次被广为秘密传抄。几次传抄所据为不同手稿，遂流传着几种不同本子。在传抄中，有读者将书名改为《第二次握手》，原书名反而不大为人所知。1974年，张扬写第六稿以便自己保存。次年1月，因“多次书写反动小说”而被逮捕，至1979年1月得以“平反”出狱。小说在完成修订稿后，于同年7月正式出版。《第二次握手》写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事业和爱情：在旧中国报国无门，只好栖居异国他乡；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归来，献身祖国科学事业。小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描写，并没有偏离50年代以后所确立的叙述框架。它在“文革”中所得到的截然对立的评价(一方面广泛秘密流传，同时却为政治权力看作是“流毒全国”的“反动小说”)，根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小说对于知识、“爱国的”知识分子、科学界权威所持的肯定、赞颂的立场，被认为其“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对周恩来等政治人物的歌颂性叙述，也是小说受到忌恨的重要原因。当社会政治语境的这些因素淡化之后，小说在“文革”期间产生强烈魅力的条件也随着削弱。因而，在提出新的社会、文学问题的80年代，小说的公开出版反而没有出现预期的热烈反响。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三部中篇，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品。靳凡(注：靳凡为刘莉莉(刘青峰)发表这部小说时用的笔名。作者“文革”开始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公开的情书》，初稿完成于1972年，曾以手抄和打印本方式流传。1979年经作者修改后，发表于文学刊物《十月》(北京)上。这部中篇，由几个“文革”中从大学毕业，到山区、农村劳动的青年(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之间的通信组成。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也没有通常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画。思辨、说理色彩和强烈的感情抒发，是小说的构成要素。这些往来信件所处理的，是已脱离(自觉的，或被动地)规范的生活轨道的年轻人，对现实处境和生活道路的思考，对所关切的人生、爱情、责任、民族未来等的探索。这种对未明道路的思考和辩论，使激情的基调中包含着紧张和焦躁。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分春、夏、冬、秋四章。两个出身对立阶级家庭(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后代)的青年，在“文革”前夕到结束的十多年里的四次巧遇中，来铺排有关历史、人物、爱情、宗教等问题的讨论。其中，历史的“含混性”的揭示，对理性力量和人控制历史的信心的怀疑，是所涉及的问题中最激动人心、而又最具争议性的。对这些诱人问题的讨论的热忱，使这个中篇常会不顾写实小说对于情景“真实性”的要求。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写于1974年，也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1976年6月和1979年4月两次修改，先后刊于《今天》(1979)和《长江》(1981，武汉)等文学期刊上。比较起来，《波动》的形式要“成熟”些，也表现了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多层的独白。小说的主要部分，虽也围绕青年人的命运展开，写他们的精神扭曲，他们对“荒谬”所作的抗争，但在展现他们存在的环境上，比另外两部中篇要较为开阔。这部小说透露了这样的感知：“一种情绪，一种由微小的触动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崩溃。这崩溃却不同于往常，异样的宁静，宁静得有点悲哀，仿佛一座大山由于地下河的流动而慢慢地陷落……”
　　　这三部中篇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批判，主要从精神悲剧的角度进行。它们都涉及原先确立的信仰的虚幻和崩溃，并为小说人物的“精神叛逆”的合法性辩护。在当时和后来，当人们出来批评这种“精神失落”和怀疑情绪时，《波动》等的回答是，这一代人的“悲剧生活”是不应该被否定、更不是过去的人的经历和思考所能包容和取代的。从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上，这些小说较早涉及了在80年代社会思潮、文学创作广泛涉及的命题。《晚霞》的主人公相信“善”的价值和人类实现的能力，支持个体心灵反省达到人格的提升，而批评了“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的“狂妄”。它提出了宗教式的心灵完善，作为拯救和自赎的理想道路。因此，小说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后，引起争论，受到散播“宗教迷雾”的批评。《情书》所张扬的则是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先觉者的骄傲。作品中被看作是这一圈子的“精神领袖”的人物申明，人们“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他们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的工作价值”。它重视的是思想探索和社会行动。在这三部小说中，《波动》并不试图设计方案。它只是质疑了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它表达了悲观，同时也试图反抗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