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秘密写作的另一群，是当时的革命浪潮中的“知青”。在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这样的诗歌写作活动，有的且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写作较早而影响最大的，是郭路生(食指)。他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从小在北京生活、上学。“文革”期间的写作，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命运》、《鱼儿三部曲》(初名《鱼群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命运》、《愤怒》等。“文革”结束后，也仍有诗作发表，如《疯狗》、《热爱生命》、《人生舞台》等。出版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诗合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他的诗的体制和艺术方法，与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抒情诗并无很大差别：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是他用得最多的。但是，拒绝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指令写作，而回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表达在脚下土地发生飘移时的困惑、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在“文革”初始的诗歌写作中，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质。因此，这些诗在当时同样处于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影响(注：阿城说：“60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今天》1991年第3期)林莽说，“称食指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诗探索》1994年第2期)。多多也曾说，“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转引自崔卫平《郭路生》，《今天》1994年第4期)。)。《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相信未来》中，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信，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体认：这是诗的批判力量所在。郭路生的这些诗，当时以手抄方式流传。它们在刊物上刊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注：《相信未来》刊于《今天》第2期；《诗刊》在1979年刊载了他的《相信未来》和《我的最后的北京》。作品在不同地方发表时，有的有所改动。)。
　　　“文革”中的青年诗歌写作，形成一定规模和群体性的，是“白洋淀诗群”(注：对这一“诗群”的作品搜集和研究，在80年代初就开始。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的《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老木编选，内部发行)，收入这一诗群成员的不少作品。一些诗选和研究论著，大体上将它看作是发生于“新时期”的“新诗潮”(或“朦胧诗”)的准备或源头。“白洋淀诗派”或“白洋淀诗群”名称的出现，要迟至80年代后期。)。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方含(孙康)(注：根子、芒克、多多、北岛等笔名，有的在“文革”写作时已有，更多的是后来他们在刊物(《今天》等)上发表作品时才开始使用。)等。另外，还有一些在北京、山西等地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多次造访白洋淀渔村，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又虽不成系统、但涉猎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除五六十年代的正式出版物外，尤其是在60年代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发行”图书。他们由此获得在情感、心智和艺术上超越现实的凭借。他们的写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带来风险。因此，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具有在另外的时间不同的关系；甚且可以说写作就是他们生存方式的重要构成。芒克《十月的献诗？诗》(1974)中所说的，“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像/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可以看作是写作在他们生活中的位置的提示。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暴力的批判的主题，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表达足下的土地发生断裂、错动时的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在艺术方法上，虽然也从中国当代主流诗歌接受影响，但在较广泛的阅读中，也多方面地从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寻找材料和方法。这在写作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诗中使用的意象、描述的情景，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小说，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他们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大都与他们的阅读和“文化积累”有关。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俄国诗人(如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的抒情方式。白洋淀诗群(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的诗有特定的“发表”和传播方式。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即使是手抄或油印)。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在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记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品的情景。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初16岁时，与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现在见到的他这一时期的诗，最早写于1971年。1973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一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最早刊发他的作品的刊物是《今天》，出版有《芒克诗选》(1989)。评论者对其诗作，常使用的评语是“自然”。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另一是诗质的少雕饰的“直接性”。如“芒克是个自然诗人，……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无论从诗歌行为还是语言文本上，都始终体现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自然’的风格”(注：参见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9年第2期)，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期)。)。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的。据回忆文章，他在1971-1972年间，写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目前见到的只有《三月与末日》和《白洋淀》的残篇。1973年夏天，因写诗受到公安部门的审查，停止了写作。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多多说他是在岳重(根子)的诗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四十余首。这些早期的诗，可以看到俄国诗人的影响。比起芒克等人来，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现代”意味，一种对世界、自我、诗艺的控制、审察和思考的倾向；在诗艺的追求上也更长久、更自觉。因此，在1988年，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的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注：见多多诗集《里程》，今天文学社刊行。)他出版的诗集有《里程》、《行礼：诗38首》。
　　　后来成为“朦胧诗”中坚的诗人，大都在“文革”期间已开始写作，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等。他们的情况，将在后面述及。“文革”间的“知青”诗歌(注：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中国知青诗抄》(郝海彦主编)，以收录和征稿的方式，选编了九十余作者的诗300首。其中部分为旧体诗词。一部分写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诗抄》“续编”的《约稿启事》中提出，“请全国广大知青同学努力回忆、翻找一下旧作，除明显的误字外，一般不要作修改，以保持作品的历史原貌”——因为是“回忆”、征稿，可以看出，“保持历史原貌”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一些研究者把它们看作是发生于后来的“朦胧诗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但也有的更愿意强调它们的独立意义。这是因为，“白洋淀”时期的诗歌主题和艺术方法，有的在“朦胧诗”中得到发展，而有的则并未得到有力的承续。况且，小团体式的“民间诗刊”的写作和交流方式，到90年代，一直是中国大陆诗歌的重要方式——它的源头，应该说是始自“文革”的“地下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