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文学激进派在十多年里所进行的创造“样板”的实验，尽管宣称“取得了伟大胜利”，实际上不断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对中外文化遗产及遗产的主要传承者(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批判，使他们创造经典的样板作品的计划受到严重打击：任何值得重视的艺术创造，都不可能在空地上发生。其结果是，或者在“决裂”的口号下来吸收“遗产”以作为创作的基础，或者使其“产品”粗陋化。从工农大众中发现和培养作家，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主要创造力量的设想，也未见显著的效果。文艺创造所具有的复杂的精神劳动的性质，使缺乏必要文化准备的“无产阶级”在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上难以胜任。另外，“工农兵”的大众也并非是一张白纸，他们也无法斩断与“文化传统”的联系。因此，在“文革”的后期，要工农作者“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永远不要让资产阶级把我们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分化出去”的警告又再次提出(注：任犊《走出彼德堡——读列宁1917年7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朝霞》(上海)1975年第3期。)，这一警告，反映了他们对于“工农作者”的纯洁性的失望。
　　　对于以精神探索和艺术独创作为主要特征的“精英文化”的敌视，却未促使他们愿意转而创作更具娱乐、消遣性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艺”(虽然一些“样板”作品，如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都重视观赏、娱乐性的成分的组织)，因为这会产生对艺术作品政治性和政治目的的削弱。这里面包含着“中世纪式”的悖论：政治观念、宗教教谕需要借助艺术来“形象地”、“情感地”加以表现，但“审美”和“娱乐”也会转而对政治产生削弱和消解的危险。同时，任何稍稍具有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都难以维持观念和方法上的纯粹与单一，作品本身存在的裂痕和矛盾，就潜在着一种“颠覆”的力量。在“样板”作品中，可以看到人类的追求“精神净化”的冲动，一种将人从物质的禁锢、拘束中解脱的欲望。这种拒绝物质主义的道德理想，是开展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禁欲式的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中，在自觉地忍受(通过外来力量)施加的折磨，和自虐式的自我完善(通过内心冲突)中，也能看到“无产阶级文艺”的“样板”创造者本来所要“彻底否定”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模式。著名的“三突出”，对于激进的文学思潮来说，既是一种结构原则和叙事方法，一种人物安排规则，但也是社会政治等级在文艺形式上的体现。这种等级，是与生俱来的，自身无法加以选择的，因而也可以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因而，研究者也许可以从“文革”的理论和艺术中，寻找到本世纪人文思想中抵抗物质主义，寻找精神出路的相似成份，但也一定能发现人类精神遗产中那些残酷、陈腐的沉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