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老舍(1899-1966)在40年代，写有《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归去来兮》等话剧，不过，他的主要成就是在《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等小说上。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后留在美国继续文学写作。1949年底回到北京。五六十年代，他放弃小说，潜心戏剧创作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注：《老舍剧作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从1950年的写鼓书艺人命运的《方珍珠》开始，到1965年，一共有剧作23部发表。如话剧《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神拳》，以及曲剧、二人台、京剧、歌舞剧等样式的创作多种。60年代初期，开始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由于政治情势的骤变，只完成了11章。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于8月投水身亡。
　　　老舍这个时期的剧作，水平高低互见的。大部分作品，证明了他的政治热忱，也显示了他的“冒险”：“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而“不顾成败”(注：老舍《〈龙须沟〉写作经过》，《人民日报》1951年2月4日。)；因而，有一部分作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从题材本身考虑是否政治性强，而没想到自己对题材的适应程度，因此当自己的生活准备不够，而又想写这个题材的时候，就只好东拼西凑”(注：老舍《题材与生活》，《文艺报》1961年第7期。)。在他的大量剧作中，《龙须沟》，尤其是《茶馆》，普遍认为最有价值。《龙须沟》写北京天桥附近下层百姓聚居区，“旧社会”统治当局对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污水沟，不仅不加整治，反以修沟的名目，摊派捐税，敲诈勒索；“新中国”成立，政府便开始了整治工程，而表现了“新政府的真正人民的性质”的主题。这出三幕话剧，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对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关切。不过，它在当时的被推重，还有更重要的理由：“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这“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注：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人民日报》1953年3月4日。)。《龙须沟》为他赢得在“当代”的最初声誉(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这种荣誉也可能使他未能及时对这一创作道路作出反省和调整。
　　　写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无疑是老舍在当代的杰作。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1898年初秋；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和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注：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年第5期。)他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没有运用中心情节和贯串全剧的冲突——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注：《座谈老舍的〈茶馆〉》中李健吾的发言。《文艺报》1958年第1期。)的创新形式。众多的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串全剧。他们的性格、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旗人”常四爷耿直，“一辈子不服软”；秦仲义办工厂，开银号，雄心勃勃；掌柜王利发则“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终都走投无路，为自己祭奠送葬。“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
　　　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新旧社会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他对于“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他对普通人的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含泪的笑，使这部作品，接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代卓越艺术家，如于是之、郑榕、黄宗洛、英若诚等的演出，对确立该剧在当代的“经典”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