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在50年代受到特别提倡。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成为以“形象”的手段，来确立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权威叙述的重要凭藉。比较起“虚构”的小说创作来，“记实体”的回忆录的史传散文，有小说所难以替代的直接性和影响力，因而其创作活动有不限于文学界的广阔范围。
　　　在50年代前期，这种写作侧重于撰写英雄人物的故事。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高玉宝》(高玉宝)、《不死的王孝和》(柯蓝)、《革命母亲夏娘娘》(黄钢)等。不久，回忆录和史传文学，便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重要的有：《志愿军英雄传》(共三集，出版于1956年)的编写；195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的写作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清晰完整”地反映解放军的“出生、战斗、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后来则是影响更大的大型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的写作。《红旗飘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年开始出版，至“文革”前，共出16集。“文革”结束后到80年代中期，又出版至第29集。《星火燎原》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1963年出版，当时编辑了10集，第5、第8两集未能出版。体例上按当时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各个阶段顺序编排。《红旗飘飘》第2集的“出版说明”指出，“本丛刊是专门向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宣传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光荣斗争的历史，歌颂近百年来我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鼓舞我们青年一代向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英勇进军的”。虽然丛刊中有小说、诗词等体裁的创作，但大部分是记实体的叙事文。在作者方面，主要是所记叙事件的亲历者，其中不少是国家、军队高层的官员和将领。这种文体，连同作者的身份，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上，加强了历史叙述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方式与历史评价，自然会严格按照已确立的叙述规则进行，同时也根据现实政治斗争的状况加以调整。
　　　除了丛刊收入的作品之外，这个时期的“革命回忆录”还有很大数量的出版。流传较广的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缪敏)，《我的一家》(陶承，后来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王若飞在狱中》(杨植霖)，《艰难的岁月》(杨尚奎)，《在大革命洪流中》(朱道南)，《在烈火中永生》(罗广斌，后与杨益言合作，改写为长篇小说《红岩》)，《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傅连璋)、《转战南北》(李立)，《气壮山河》(李天焕)，《挺进豫西》(陈赓)，《伟大的转折》(阎长林)等。
　　　回忆录和史传文学写作，在这期间，还有不被纳入“正统”的另外一支。对它们的出版，常使用“内部出版”的方式，在阅读范围上也有明确限制(仅供高层干部或有关的研究人员)。它们所叙述的并非“革命历史”，而写作者又大都有着“可疑”的身份(国民党高级官员、将领，大实业家等等)，因而在历史的构造上，只具有保存晚清到40年代末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资料，供“批判地”参考的意义。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其中一部分较具文学性)(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从1960年到1965年，共出版55辑。)。另外，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是60年代“内部出版”而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注：群众出版社1964年初版。至90年代，总共发行达一百余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