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鲁迅等作家的写作，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成为一种不能完全忽略的文学样式，也成为不少作家用来表现其“社会承担”的手段。1942年3月，罗烽在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上撰文，感慨于鲁迅先生那把“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而坚持说“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还是杂文的时代》)。这一论题的提出方式，表明有关杂文的问题，不仅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正如罗烽的批判者指出的，“作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关‘时代’的问题发言；是在跟人们争论究竟对中国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延安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注：严文井《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文艺报》1958年第2期。)而对“现实”、尤其是“延安”和“新中国”的现实的看法和态度，永远是个敏感的政治立场问题。因此，进入50年代之后，这种与作家的批判精神相联系的文体，其存在和发展便面临众多难题。
　　　1956-1957年间，文学界提出发展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也容许、甚至有时还提倡对“人民内部”的缺点，对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评，杂文的写作问题又一次引起关注。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副刊版的杂文受到重视。接着，各地报刊也都将振兴杂文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这期间，茅盾(玄珠)、夏衍、巴金(余一)、叶圣陶(秉丞)、唐弢、巴人、吴祖光、邓拓(卜无忌)、林淡秋、曾彦修(严秀)、高植、舒芜、秦似、蓝翎、邵燕祥等，都加入到杂文的写作行列。夏衍的《“废名论”存疑》，唐弢的《言论老生》，巴人的《论人情》、《况钟的笔》，叶圣陶的《老爷说的准没错》，严秀的《九斤老太论》，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是当时的名篇。这个期间，徐懋庸(注：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30年代参加左联，并写作杂文。1938年去延安。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7年病逝于南京。主要著译有：杂文集《打杂集》、《不惊人集》、《打杂新集》；翻译《斯大林传》(法，巴比塞)、《辩证理性批判》(法，萨特)、《人的远景》(法，加罗蒂)等。)在杂文的振兴上，出力最多。从1956年底到第二年夏天，他以弗先、回春等笔名发表的杂文有一百多篇，其中有《真理归于谁家》、《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武器、刑具和道具》、《宋士杰这个人》等。他还在《小品文的新危机》(注：《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署名回春。)中，列举妨碍杂文写作的七大矛盾，而引起了有关杂文在当代命运的讨论。他认为，杂文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民主的意义之一就是人民要求的多样性，因此杂文也应该多样性，可以歌颂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杂文作家要养成对黑暗的敏感”(注：徐懋庸在《文艺报》召开的杂文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57年第4期。)。这次杂文写作的恢复，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而告结束；情形正如有人在反右尚未开始时所言：“杂文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急先锋，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晴雨表。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受到抵制的时候，也就是杂文受到抵制的时候。”(注：张光年在《文艺报》召开的杂文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同上。)
　　　60年代初，与散文的第二次“复兴”一起，杂文创作也一度活跃，时间大致在1961年到1962年间。1962年5月，《人民日报》在副刊版开辟了“长短录”专栏，由杂文作家陈笑雨主持，聘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为特约撰稿人。专栏确立了“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的全面而稳妥的宗旨。期间，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也在陆续刊出。邓拓在《燕山夜话》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生命的三分之一》)。邓拓等，既是历史学等的学者，同时又是政府机构的高层官员，加上这个时期所实施的提倡“轻松”的“软性”文化方针，使《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呈现了那种谈心、引导式的叙述风格，和对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重视的风貌。从尖锐讽刺和直逼主旨，到这时的曲折展开、温和节制的态度和语调，这种文类的当代变迁，包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内涵。不过，在这些平易、委婉、朴素的文字中，确有不少“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的篇章。如《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堵塞不如开导》、《说大话的故事》、《王道和霸道》、《陈锋和王耿的案件》等。不过，邓拓(也包括吴晗、廖沫沙)的杂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思想态度和文体风格：在宽容、中庸的形态中，来寄托他们对现实生活缺陷的敏感、关切，容纳他们对于现代教条、对于僵化思想秩序的质疑性批判，从而也塑造了叙述者的正直、坚强的思想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