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这是土家族、苗族等聚居的地区，沈从文身上便有苗族的血统。这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熟读社会这本大书，生命的智慧多半直接从生活中得来。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人民周围生活的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味”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的品格。他自小谙熟川、湘、黔、鄂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延绵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恋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自此，他开始用“体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渐渐闻名。沈从文这种少有的经历，如少年流浪，自学而达到能在大学任教席，还有一份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使他的走上文学之路也充满了传奇色彩。30年代起写出他的“湘西”主题的代表作，并执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骨干之一。他的创作终于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
　　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其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散文次之。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一生中的60多个集子大都出于这个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国内政治斗争极其激烈、文坛上左翼文学盛行的时期。沈从文对此抱中立的态度，在《记丁玲续集》中自称：“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与这种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相关的，是他的创作主要不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透视人生的。他认定“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文集》第12卷），这“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这种人的自然化是沈从文一贯的美学追求，也是他小说创作一个总的特色。
　　沈从文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农民、士兵、渔民、猎户、船夫、木工、官吏、乡绅、商人、娼妓、水手、巫师、刽子手，悉入笔底。然而，在沈从文全部创作中占有突出位置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温爱的抒情笔调展示了湘西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形式，及其在时代大力挤压下的扭曲与变形，在与都市人生的对照中，讴歌了湘西底层人民身上朴素的人性美和道德光辉。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生存状态和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萧萧》、《柏子》、《丈夫》、《贵生》、《会明》等，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再现了20年代初至30年代湘西山村儿女的苦乐人生。作者对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萧萧》写女主人公萧萧12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3岁。后来她被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沉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10岁，12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了个大6岁的媳妇。而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的《柏子》，字里行间透出的也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做柏子的水手，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会面，他倒觉得满足，像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前行而不知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在这里，作者欣赏的是柏子强悍粗野的性格和生命的欢愉，至于这种畸型恋爱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则不是作者的兴致所在，作品所着意展现的是柏子的那样一种既充满生命气息又麻木蒙昧的生命状态。《丈夫》在反映边地农民忍受屈辱让妻子出外卖身的严酷现实时，写了初时的无意识，和一次探望在河船上为娼的女人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混合了原始男性主义的人性醒悟，第一次想到业已丧失的做丈夫的权利，具体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丈夫终于忍无可忍，悲愤地掷掉嫖客留下的肮脏钱，领着妻子回乡下去了。
　　这类人事的表达，在沈从文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篇《边城》里，推向了极致。它借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颇为悱恻的爱情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一致的田园牧歌情调。可以说，它抒发的、着眼的是人性的光芒与人情的淳厚。另外，抗战后的主要作品长篇《长河》（第一卷）比《边城》显示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它再现了“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这“变”，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长河》题记）。《会明》、《灯》等小说，则在乡村与都市的交响中完成了对湘西乡村儿女人生哀乐的价值估量。《会明》中从乡村社会糊里糊涂跌落都市世界的会明和《灯》中的老兵，时刻以“乡下人”固有的眼光看取都市人生，以“乡下人”固有的生活准则对待都市人生。他们虽然身在都市，却心系乡村，对都市生活很陌生，精神深处依然同过去的世界相联结。作者充满热情地肯定了体现在会明身上的乐观、忠诚、和善等现代社会所缺少的优秀品质，同时也不无同情地写出会明、老兵身上琐碎可笑的一面--他们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然而，作者对人生琐碎、可笑的一面描写是那样的淡薄，以致缺少一种沉痛感，在某种程度上谈化了这种人生的悲剧意味。这根源于作者评价人生的价值尺度。沈从文对湘西下层人生形式的观照主要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着眼的，道德的选择是其基本的价值尺度。
　　另一类用冷隽的写实笔调，表现都市绅士阶层的道德沦丧和了人际关系中表现出的自私，揭示出上流社会中一些人物灵魂的卑污、低下。身受湘西淳朴民风熏染的沈从文，很快就发现城市生活中令人厌恶的风气。在《绅士的太太》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表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都市上流社会堕落的种种世相：绅士淑女们精神的空虚与生活的糜烂，教授学生们的虚伪、怯懦与自私、有学问的人勾引友妻，如此等等。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犀利之笔，撕下了城里人的道德面纱，揭示出都市人生的荒唐与可笑。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讽刺、暴露与张天翼、沙汀等左翼作家所取的角度是不同的，他不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来暴露上流社会的腐朽、庸俗、自私。而是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切入都市人生，以“乡下人”的眼光观察上流社会的种种病态，反映上流社会人的本质的失落与人性的扭曲，这是沈从文的独特之处。《都市一妇人》写一位经历了一生坎坷的贵妇，为了不再被所爱的男人抛弃，竟下手将小自己十岁的英俊军官丈夫的眼睛毒瞎。作者对待这个人物显然抱了复杂的心理，同情她的处境，她的情感受伤害的历史，但批判她的自私和手段。将这种批判引向作者所认为首要的“罪人”：都市社会。《绅士的太太》中念经的绅士在外生活荒淫，而他的三姨太太和从国外归来的大少爷在家勾搭，而且还联合着把别人家的太太拉下水，作者在刻写这些日常生活状态时，尽意而穷相，夫妻间的互相欺瞒，交际的无聊，****糜烂，讥讽调侃的调子十分畅快。《八骏图》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巧妙地表现这些体面、庄重的知识分子的庸俗、懦怯的病态心理。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便在给未婚妻写的信中一一刻画了他们的虚假处。但到了结尾，这个第八位教授被一女人的黄色身影和海滩的神秘的字迹图画所惑，居然拍封电报给未婚妻推迟行期，说害了病要在海边多住三天。沈从文从人性的缺欠、人性的冲突入手，指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等知识者，也和一个普通湘西乡民一样，阻挡不住性爱或隐或显的涌动。所不同者，是乡下人反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住自己，以至于失态，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这样的带有暴露性和讽刺意味的小说还有《大小阮》、《有学问的人》等。
　　沈从文的创作如果到此为止，那还不能形成无以取代的独特性。在用两套笔墨描绘“湘西世界”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的同时，他还构筑了一个非现实的善与美的理想世界。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均已失望的情况下，他在偏远的少数民族那里发现了野蛮却强悍、卑微却真挚的性格，在似乎不文明的生活中发现了人性的美。于是把理想界的地点仍然选在湘西，把时间推向遥远的过去。他据民间风俗和佛经的材料，来尽情地来讴歌带着原始性的湘西少数民族的爱情生活。那一桩桩动人的甚至有点欧化气味的爱情故事，实是作家梦幻里一个个极乐世界的象征。这就是《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神巫之爱》等。在这些篇章中，用带着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致，写苗族人民淳朴坚贞、洁白无瑕的爱情。那里景是美，人是美，歌是美，情更美，说不尽的婉转动人。《龙朱》写过去年代白耳族王子龙朱爱上黄牛寨寨主女儿的故事，龙朱被赋于高贵的性格，热情、勇敢、诚实，“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小羊”，他的爱是美丽的。爱得刚烈以致酿成悲剧的，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里民间的英雄豹子与美人媚金约会，却因寻找避邪的白羊发生误会，先后拔刀自尽。《月下小景》的男女主人公，为反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恋爱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在不能自禁中发生两性关系又无法在现实中再与相爱者结合，便双双服毒而死。这些小说都是沈从文写得最美的文字，而所赞的爱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
　　但是，现实毕竟是难以超越的，沈从文对湘西社会中同样存在的欺凌、压榨、愚昧、黑暗无法视而不见。这些黑暗的事物正是爱与美的摧残者，它们同时摧折着沈从文的心灵。于是作家从维护人在精神上的自然健康发展的观点出发，对种种摧残人性的黑暗事物予以揭发和抨击。如《菜园》、《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新与旧》等抨击了地方军政当局对湘西苗民与汉民的凶残屠戮；《占领》、《上城来的人》等描绘了旧军队四出打家劫舍的罪恶行经；《失业》、《顾问官》等揭露了权势者借口剿匪，征税而无情盘剥百姓的丑态。沈从文这些作品显然有别于他那些偏重人性道德批判之作，而呈现出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批判的新鲜色彩，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内容与社会价值。
　　由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小说无论是其湘西小说所负载的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还是都市小说对于湘西生命形式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都独具特色。而在艺术方面也呈现出沈从文式的特异风格：
　　第一,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
　　沈从文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诗小说或抒情小说。这类小说，不注重人物和情节，而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如《八骏图》意象丰满，用各种颜色代表女性，像紫色、红色，尤其是自始至终撩人的黄色，使读者对人物发生无限联想。《边城》、《三三》恬淡清丽，感情平缓而深远，如自然生命之流注。另外“造境”--营造气氛的成功也是抒情小说至为重要的一环，沈从文的许多小说是从交代环境开始的，如《柏子》从写如何泊船、如何爬桅杆入题，《边城》由描写“茶峒”开始，到酉水、河街、吊脚楼、妓女，竟不惜写了长长的几节，来为翠翠的出场做铺垫。
　　沈从文在《烛虚》集《小说作者和读者》一文里说：“小说容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他认为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即：溶作家的“情”入小说。溶作家的“意”入小说，溶作家的想象入小说、溶作家的美学理想入小说。像《月下小景》这样的爱情悲剧故事，从叙述的幽婉笔调、神异的气氛烘托、清丽的月色衬景，到以男女主人公双双含笑死去作结，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与和谐美好的气氛，全篇小说就是一首诗。
　　记“梦”之外，象征是沈从文抒情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沈从文的中篇《边城》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是一个大的象征整体。不但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选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边地淳朴的乡民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悲剧。可以说，沈从文小说意象中象征性内涵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扩大了小说的艺术空间。
　　第二，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沈从文对题材的选择及其人生哲学有关。沈从文选取的题材是平和的。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强烈激越的悲剧，也很少有横眉怒目的姿态和剑拔弩张的气氛。如果有悲剧成分，也往往像《三三》那样是淡淡的，或者像《边城》结尾的两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对此沈从文自己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穷苦人的妻子被迫卖淫这类题材，在左翼作家笔下一定写得义愤填膺，而沈从文的《丈夫》却避开了事情本身，将冷酷的背景推向远处，淡化的处理却更发人深思。这些不仅由于艺术追求表现上的含蓄所致，而且同作家的美学理想有关，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追求，造成了沈从文小说平和冲淡的境界。
　　第三，奇特、纯真的语言。沈从文的文学语言较为奇特，有真意，去伪饰具个性，追求纯和真的美文效果。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得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有韧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凌宇曾说沈从文成熟期湘西题材小说的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厚实、朴讷而又传神......无废名的晦涩与朦胧，无废名之雅--一种文人语言的气度，却多生活实感、富泥土气息。”
　　[作品选析]
　　边城沈从文
　　《边城》写于1934年4月，是一部描绘湘西农村的风俗人情、寄托着作者理想的代表作。小说描写的故事、人物、社会风情及自然环境，都渗透着作者特有的审美理想。
　　《边城》的故事情节简朴优美。在依山傍水的边城碧溪咀的白塔下，住着一个靠摆渡为生的老船公和与之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他们过着勤苦而安闲的生活。老人不愁吃穿，唯一操心的是为活泼可爱的翠翠找个好婆家。掌管水码头的船总顺顺有两个儿子，同时爱着翠翠。大儿子天保托人捎话给老船公提亲，而翠翠不爱老大，却喜欢他的弟弟傩送。船总有意让老大娶翠翠，盼望老二能够和有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的王团总的女儿结婚。当兄弟俩发现都在爱着翠翠时，哥哥天保就主动退让，乘船离去，途中失事，不幸淹死。傩送暗中爱着翠翠，却得不到她的理会，家中又逼迫他接受新碾坊，于是赌气之下离开了桃源。老船公忍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在雷电暴雨袭击的一个夜晚，悄然死去。翠翠接替了外祖父的事业，继续撑船摆渡客人。她怀着对老人的哀悼和对傩送的挂念，带着“软软的、酸酸的心”等着，等着；而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是一出健康纯洁而又情丝缠绵的爱情悲剧。
　　翠翠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有着自然美和人性美。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清风、丽日、青山、绿水，给了她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她心底纯洁，天真活泼欢蹦乱跳，“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她“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从不想到残忍事情”。及至成长，她的性格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有时心里会充塞一种说不明的心理，体味到许多自己原来未曾经过的事情。她分不出这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即使愁绪袭来，她也沉静地咀嚼着它，想出它所能想象的种种有关的人事而沉迷之中，仿佛连这愁绪也是生命所必需的。翠翠是自由的，又是惘然的，她按照湘西古老生活准则生活着，似湘西的青松翠竹，似湘西的青山绿水，不须明白，也不需追求，只是依着早已存在的法则和古老的节奏而自然的运行，乃至偶然与傩送相遇，萌发了对异性的爱恋之情，也只是把它默默地埋在心底，从没有热切地追求和炽烈地表白，翠翠的爱情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思恋，可她内心的钟情是坚定的。后来傩送远下桃园，唯一的亲人爷爷又去世，她悲恸异常。而她仍默默地坚定地等待着那个使她“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作者通过翠翠这一形象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也就是作者所冀求的自然、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所以作品虽然写了爱情而又不着重爱情本身，而是通过人物在爱情生活的态度、举措等来抒发作者心灵呼唤的人生和性情。而翠翠就是沈从文所呼唤的人性美、自然美的化身。
　　老船公、船总及其两个儿子也是令人敬仰的，老船公是一个勤劳、善良、宽厚和重义轻利的劳动者。老船公不论晴雨寒暑，总是坚守船头，从不误事。他待人和气，不和人争吵；即使偶尔吵几句，也是为了退还过渡客人捐赠的钱物。他用剩余的钱买了草烟，沏些凉茶给过路人喝。老人虽爱喝酒，但他的酒，人们都可心随意地喝。他待人很讲义气，对外孙女更是无微不至的体贴疼爱。翠翠没有父母，但外祖父比父母更亲。船总顺顺是茶峒的一个慷慨济人、公正无私的名人，他明白出门人的甘苦，凡是路人遇难或船只失事，都尽力相助。老船公溘然长逝后，他要求收养可怜的翠翠。他对儿子管教很严，两个儿子都很像他，个个结实如牛，能驾船，能泅水，精于各行。老大天保，豪放豁达；老二傩送，人称岳云，是“美”男子。他们见义勇为，乐于助人而不露身份。此外，杨马兵怕翠翠过度伤心，义务料理老船公的丧事，陪翠翠生活，像亲人一样监护她。他们虽处在偏僻穷乡，却保持着豪爽侠义、扶危济困的古朴遗风。
　　茶峒社会处处都融洽和谐，欢乐秀美。作品展示了湘西优美的风景画和迷人的湘西风俗画，酉水岸边的吊脚楼、碾坊、碧溪居和竹笪、白塔、绳渡，茶峒的小街、码头、店铺，是令人神往的风景画；那元宵的鞭炮烟火、舞龙耍狮，端午节的龙舟竞赛、泅水捉鸭子，以及男子唱歌求爱等等，都是墨彩交融的风俗画；加上那儿人们古朴的风习，淳厚的人生、带有地域性的传统道德观念等等，一起勾勒出一个新奇独特的青山绿水的古朴的美的环境。在这如画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无欲无争、无悔无虑的人。他们重义轻利，以一种“遵从古礼”的美德生活着。
　　可见，《边城》的人物、故事、环境，都是美化了的。人与景、情与境，人物的情绪与作者的情绪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种整体上的自然和谐之美。作者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的创作主旨于此清晰可见。作者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男女之爱，祖孙之亲，父子之情和邻里之睦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然风景、风俗世态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边城地区人民淳朴健康，美好无私的品格与优美的自然环境相和谐，体现了作家对自然美和人性美的追求。但《边城》“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是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汪曾祺：《又读〈边城〉》），若作为对污浊现世的隐秘的批判，对人的合理追求和人在精神上自然健康的发展的肯定，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若是从对被“净化”了的宗法式赞美看，则作品又呈现出根本性质的弱点。作品中写的那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返朴归真的桃源美境，显然是远离现实的虚构，不是现代生活的写照。客观地说，这样的描写会导致人们脱离现实斗争，陷入对“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的追求中。
　　《边城》在艺术上典型地表现了沈从文创作的恬淡优美的艺术风格。他的写人、叙事、状物都是在自然平淡中透露神情异彩的。一个普通的生活细节，如翠翠在船上剥豆，一面却想心事，她“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水中去了”，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子的情思神态。大量的比喻也是新颖质朴的，如把翠翠比作“和山头的黄麂一样，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整个爱情故事像一首婉转动人的甜美的散文诗，处处洋溢着诗的意境和韵味，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抒情特色。结尾，翠翠带着软软的、酸酸的心情，盼望着傩送回来，给读者带来淡淡的哀愁和希望。它显示了作者善于从平淡无奇中挖掘出美感的艺术造诣。
　　此外，《边城》的结构，衔接自如，浑然一体，整个故事有头有尾，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作者将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抒情因素融入小说中，创造出一种抒情写意的表现方式。因此《边城》的抒情不是浓重的，也不是大喜大悲的，而体现为田园牧歌式的悠然与淡泊的情调。作品的语言也是质朴清丽、含蓄自然、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人物丰富缠绵的内心情感。整个小说回荡着作者对故土风物人情的热爱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