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沐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词中就呼吁：“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大会宣言》 又宣示要为“人民文学艺术的建设而奋斗”。会后不久（十月），创刊了《人民文学》。毛泽东同志为该刊的题词是：“希望有更多好的作品问世。”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以实际行动响应了这一号召。

　　为了显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所开辟的文艺新时代的实绩，同时也为了积极宣导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周扬主编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于一九四九年底出版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优秀文艺作品选集五十三种。其中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等小说作品十六种；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傅铎的《王秀莺》等戏剧作品二十三种；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刘白羽的《光明照耀着渖阳》等通讯、报告文学作品七种；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诗歌作品五种；韩起祥的《刘巧团圆》等曲艺作品两种。《文艺报》还专门成立了由丁玲、老舍、艾青、赵树理、李伯钊、田间、陈企霞、厂民、康濯、肖殷组成的“文艺建设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反映新中国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新成果的《文艺建设丛书》 。其中有：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陈登科的《活人塘》、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等小说；丁玲的《跨到新的时代来》、企霞的《光荣的任务》等论文集，柯仲平的《从延安到北京》等诗集。这些显示了新文艺方向实绩的作品，具有示范的意义。

　　但是，一些思想感情还停留在l 日观念旧趣味的文艺工作者和读者，原则上拥护文艺的新方向，却不喜欢这些显示着文艺新方向的作品，指责这些作品主题狭窄，人物单调，艺术上粗糙。丁玲在《跨到新时代来― 谈知识份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第2卷第l0期]中，对这样的指责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和有力的反驳。她并不否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的，作品对于他们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甚至于对于这些新的人物虽然显出了崇高的爱，却还不能把这些人物很好的形象起来，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也还不能把一些伟大的事变写得更有组织，有气氛，甚至不如过去一个时期知识份子写知识份子的苦闷那么深刻”。（可惜的是，她未能进一步深刻剖析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并提出改变这种“不是很成熟的”状态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至于指责说这些作品里只有工农，她说明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在这些作品里有恶霸地主．资本家，也有开明士绅、小商人、知识份子… … 只是不再是从旧趣味出发的写法。她从根本上说明，这些作品也写了汉奸、军阀．狗腿子、二流子、破鞋，因为这些作品不可能只写工农，“因为仅仅工人或农民是不能构成这个时代中的一个斗争的现实的。”她进一步深刻地阐明了这些作品的划时代意义。她举例对比反问说：“中国的文艺，不是抛弃了那个徘徊惆怅于个人感情的小圈子吗？抛弃了一些知识份子的孤独绝望，一些少爷小姐莫名其妙的，因恋爱不自由而起的对家庭的不满与烦闷吗？不是已经跨过了恋爱与革命矛盾为主题，和缺乏生活实际与斗争实际的，由想像出来的工人罢工或农民起义的作品时代吗？”她论证了这些“高过于过去作品的地方”。她相信新社会会帮助这些人放弃旧的观点，希望大家一起来创造“这一新的时代”的人民文艺。艾青在回答一位读者的信的题为《谈大众化与旧形式》[《文艺报》第2 卷第2期]中，也举例说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新创作是一次“新的革命”， “它完成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艺所没有完成的工作― 革命的新文艺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结合起来了。”丁玲、艾青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不但亲身经历了新文艺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他们本身的创作也体现着这样的历史变化，也是现身说法。所以，他们的意见是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冯雪峰，陈涌对其中一些优秀的代表作，也分别作了细密的分析和历史的评价，从理论上阐释了这些作品的意义。冯雪峰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 1952年第14 、15 、17 期]，把这些作品放在我国整个文学历史的背景上评价说：“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完全新的东西”， “都是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努力的结果。” 他又写了专文评价《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新文学发展上的意义。他认为作品的中心意图和主要成就是写农民群众，即“在社会深广的基础上写了农民因自觉而发展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注意了”。在写人物方面，他认为，小说“已经相当成功的掌握了现实主义的方法”，虽然还没有“带来非常成功的典型人物”，但是“已经有不可磨灭的典型”， “已经现实主义地写了真实的人”。他认为，“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以及别的一些比较成功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路线加以明确化”，是有意义的。“这有代表或标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初步的成长的意义”，是“我们文学成长上不可少的必要的基础和第一步”。[《文艺报》1952年第10期：《〈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冯雪峰还分析评价了柳青的《种谷记》 、欧阳山的《高干大》 、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等作品，同时指出《白毛女》 （贺敬之等）、《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暴风骤雨》 （周立波）、《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铜墙铁壁》（柳青）、《原动力》（草明） … … “都是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努力的结果”。陈涌评价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这两部“新中国最初出现的反映农民土地斗争的长篇小说”。他说，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过象这样两部作品一样的，从整个过程来反映农民土地斗争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无疑地是我们文学上的新的现象”，这样的作品“生动地说明，我们的在思想上和文学上有准备的作家，只要到实际中去，和实际生活结合，便有可能产生成功的或比较成功的作品。在这方面，这两部作品始终保持着它们深刻的示范意义。”[陈涌：《暴风骤雨》，《文学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1956年版]这些评论，对于宣导和推进人民的新文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文艺创作“实绩”的示范影响下，在“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理论批评推动下，一些迎着这个“创作新时代”的新作破土萌芽了。一九五O 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谷峪的《新事新办》等短篇小说，并加“编者按”向读者推荐，指出这些作品“往往显露出为某些作家所不及的对群众生活的观察力和描写的能力，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茅盾还专门发表了《读〈新事新办〉等三篇小说》[《人民日报》1950年3月26日]的评论，肯定它的意义。《新事新办》在全国许多报刊转载，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久，《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又转载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鲁煤、陈森、辛大明等集体创作了话剧剧本《红旗歌》，“这是个好剧本，看过的人，没有不称赞的”（茅盾）。《文艺报》分别发表了肖殷、犁阳、蔡天心的三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均见《文艺报》第l卷第10期]后来，周扬发表了《论红旗歌》，[《文艺报》第2卷第4期]结合上述有的文章对剧本的指责，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肯定，《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发扬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的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这一切又都通过了活生生的个性的描写。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与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优秀的才能。”老舍的新剧作《龙须沟》问世后，在文艺界以及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当时兼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廖承志在《贺〈龙须沟〉演出成功》 [《光明日报》1951年3月4日]中，总结《龙须沟》问世的普遍意义是：第一，它以其生动的人物塑造，证明了“到人民中去生活和在这生活中间和人民的感情融合成一片的必要”；第二，它以其成功的经验促使文艺界那种“一屁股坐在‘十年斗争’光荣的包袱上”、“不再企图感受新鲜事物”的人从错误中猛醒过来。周扬在《从〈龙须沟〉中学习什么》[《光明日报》1951年3月1日]中强调；“主要就是要学习老舍先生的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 此外，还涌现出其他形式的优秀作品，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等诗歌，柳青的《铜墙铁壁》 、赵树理的《登记》 、杨朔的《三千里江山》 、陈登科的《活人塘》 、古立高的《永远向着前面》等小说，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等通讯特写，于敏的《赵一曼》 、胡可的《战斗里成长》 ．杜印的《在新事物的面前》等电影戏剧作品。所有这些，都是在“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号召下的新成就。

　　工人创作的勃兴，与对工人创作的热情鼓励，是建国之初文艺创作上的一个显着的特点。过去一些体现新文艺方向的作品，描写的主要是农村和部队的生活，塑造的主要是农民和战士的形象。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很少描写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的作品。这一特点对于贯彻执行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进展，而且开始有了工人自己的创作。对此，文艺界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一九五O 年四月，文化部专门召集了关子工人作者魏连珍创作的话剧剧本《不是蝉》的座谈会。欧阳予倩，周巍峙、张庚等出席，称赞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工人写”、“写工人”的比较优秀的话剧。《文艺报》（一卷十期）也专文向读者推荐了这个剧本及其作者。稍后，《文艺报》（二卷五期）又转载了大连黑嘴子东站支会工友集体创作的荣获旅大二届工人文艺活动周特奖的剧本《装卸工》，并附文评介。再后，《文艺报》（三卷十一期）还以《工人文艺的新成就》为题，推荐天津市搬运工会运输二分会业余文工团创作演出的《搬运工人翻身记》（即《六号门》）。同时，《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对工农子弟兵高玉宝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崔八娃的小说《狗又咬起来了》等，也热情扶植，积极推荐。茅盾率先发表了《略谈工人文艺运动》[《小说月刊》第3卷第1期]、《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人民文学》第2卷第l期]等文章，充分肯定写了《解扣》 、《红花还得绿叶扶》的铁路工人张德裕和写了《我的老婆》的铁路工人董乃相等在文艺创作上取得的成绩，也热情地指出了他们的作品存在的不足—如主题雷同、人物“千篇一律”、情节单一等。艾青发表了《谈工人诗歌》[《人民文学》第2卷第l期] 。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产生了自己的诗歌。”这“是新中国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要的收获。这些诗歌，一般的都采用了比较庄严的主题，它们感情健康，声音洪亮，传达了新中国的胸廓里强盛的呼吸和有力的脉搏”，反映了“新中国在前进”I 他同时也指出了工人诗歌的不足．因为“是从模仿老解放区近年来所流行的歌谣体的诗歌开始的”，所以往往“套用旧形式”，缺少“富有创造性的东西”；内容上有的仅止于“把生产过程记了下来”，没有充分反映出“在新中国近代革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艾青探情地预言：“尽管工人的诗歌在目前还是属于萌芽阶段”， “但是由于它是从前进阶级的生活土壤中所产生出来的” ， “如果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殷勤的灌溉，将会萌长出非常郁茂的新林”。美学家吕荧也在《关于工人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文艺报》第3卷第10期]中，发表了有益的意见，对于如何克服工人创作中人物形象不足、“讲空洞的道理”和只注意报导“生产过程”等缺点，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应该怎样评价解放初期的工人文艺运动？茅盾在《略谈工人文艺运动》中写道：“‘五四’三十周年那天晚上，几个朋友闲谈，屈指算一算，三十年来新文艺作品中，写工人生活的，实在不多。而这不多的作品中写工人写得真象工人的，就更少了”， “只是走在路上的工人而不是在工厂内工作的工人”， “虽然穿了工作服，其实还是知识份子”。“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是我国新文艺创作先天性的缺陷。这些作品和作者的出现，对于我国整个新文艺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茅盾在这里所说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全新的一章的起点”，也可以用来概括解放初期的其他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还是初生的幼芽，也正如茅盾所说的，“但这样的萌芽状态一定不会停留得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