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毛释东选集》第五卷第9 页]我国发韧于“五四”运动的新文艺运动，从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于北平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是历史的界碑，具体划分开了“现代”和“当代”文学运动历史的界限。它既是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终点，又是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起点。而从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任务看，它确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伟大开端，既为新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确定了流向，也潜留下局限的种子。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只是时机问题，当时“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是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基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同志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重要文献，是《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喷薄欲出。全国的妇女、青年、工人等群众团体组织已先后成立。第一次文代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霞，筹备、召开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除了原来在北平坚持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随即进入北平，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全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也都陆续来到这未来的首都。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话会，招待在北平的文艺工作者。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到会的文艺工作者都一致表示赞同。接着，就由原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产生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四十二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单：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郑振铎、田汉、曹靖华、欧阳予倩，柳亚子、俞平伯、徐悲鸿、了玲、柯仲平、沙可夫、肖三、洪深、阳翰笙、冯乃超、阿英、吕骥、李伯钊、欧阳山、艾青、曹禺、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贺绿汀、程砚秋、叶浅予、赵树理、袁牧之、古元、于伶、马彦祥、刘自羽、陈荒煤、盛家伦、宋元、夏衍、张庚、何其芳]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工作，研究、确定了大会方针，拟定了代表产生的办法和名额分配，起草了章程，报告、专题发言。还为大会期间的作品评选、展览、演出等做了准备工作。为了及时报导大会筹备工作的情况，编辑出版了《文艺报》 （周刊）。该刊后来成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也就是全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批评刊物《文艺报》的前身。六月二十七日，大会筹备工作就绪，郭沫若代表筹备委员会发表了简要谈话。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分别组成平津（一、二团）、华北、西北、华中、东北、部队、南方（一、二团）等代表团，另有邀请代表，共八百二十四人。大会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开幕。

　　党中央对这次大会的召开，非常重视。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发来贺电。大会揭幕时，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到会致贺词。周恩来同志向大会作了长篇“政治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还亲临大会，向全体大会代表致意说：“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 “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并一再表示：“我们欢迎你们。”此外，董必武、陆定一、叶剑英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军管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先后向大会致贺和讲话。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集中反映在大会的几个主要报告上。这就是：周恩来同志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七月六日），郭沫若向大会作的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七月三日），茅盾向大会作的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关于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七月四日），周扬向大会作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七月五日）。

　　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分析了三年来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在文艺工作者面前展示了新中国即将在战火中诞生、新时代即将到来的历史画面。他强调指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工农兵，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提请文艺工作者注意在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时“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一定不要忘记作为人民军队的“最伟大的支持力量”的“两万万农民”。同时指出，“我们必须依靠”的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因此“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重要主题”。也就在文艺工作者面前，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他希望文艺工作者在反映工农兵“坚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业绩”的时候，一定要把握认识新时代的关键，即“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认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报告的第二部分，具体阐述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文艺界的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领导问题。在这里，团结起来，贯彻执行新的文艺方针，是论述的重点和核心。关于团结问题，虽然讲的比较简略（可能因为在前面的郭沫若“总报告”中着重讲了），却十分重要。他指出这次大会是多方面的“会师”， “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的会师”，反映了文艺队伍空前“宽广”的团结局面。团结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团结的文艺基础是“毛主席新文艺方向”。“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这可以说是关于这次文代大会性质的概括说明，也是今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关于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工农兵文艺方向，他也作了说明。他说：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未解放映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

　　应该说，这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完整的理解和阐释。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把熟悉和了解工农兵与熟悉和了解各种人对立起来，把“弄清楚”描写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哪里”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简单机械地理解为“只有写工农兵才能反映伟大的时代”，因而造成创作上的题材选择的狭窄，人物形象的单一。在谈到怎样贯彻执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也是全面地客观地分析了文艺队伍，指出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从“新区来的朋友”都有自己熟悉什么和不熟悉什么的长处和短处。“部队文艺工作者熟悉部队，部分地熟悉农村，但对工人和城市的情形就不熟悉。解放区地方文艺工作者熟悉农民，不完全熟悉部队，对城市情况也不熟悉。”“从新区来的朋友，过去限于环境，不可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但今天的情况变了，有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了”，更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他强调都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的时候，也并没有否定或排除熟悉小资产阶级；所以不强调后者，是因为“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是工农兵，“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这是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提出的应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的精神，与后来对待题材问题上“左”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也应当看到，周恩来同志在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并努力熟悉一切人的时候，相对地忽视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决定了创作者只有写主体所熟悉、所感知的生活，作品才可能具有生命力，如果要求所有的作家一律都去熟悉工农兵、描写工农兵，那就势必造成一批已经卓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作家，如巴金、曹禺、沙汀、艾芜、沈从文等，离开了自己所熟悉、所感知的生活，即走出了自己创作的“灵感圈”，难以继续为人民写出超越自己的优秀作品。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确实如此。关于文艺工作者本身，周恩来同志也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在当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时确曾存在着只强调加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改造而忽视肯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倾向。周恩来同志却科学地阐明了文艺工作者，' j “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对于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后来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十年动乱的历史启示，在一九七七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重新肯定了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雄辩地证明了周恩来同志的上述观点是经受住实践检验的真理。

　　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在总结“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厉史经验的基础上，也主要就我们的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正如报告所说的，“只打算说明一下我们的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并提出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任务。”他说明：自“五四”以来直到目前的“三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现在，“伟大的中国的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一切过去没有卷入革命的人们。这就使文艺统一战线也可能取得比过去更广泛的基础。”他转引了当时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说的一段话，说明当前统一战线的范围“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在这样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团结起来”。既然在文艺界统一战线里面有不同的阶级，自然就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应该以“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为基础，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和人民大众结合，逐步成为“自觉的运动”。应该说，这是对于周恩来同志报告中提出的“团结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针之下”的具体说明。

　　茅盾、周扬的报告分别从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殊途同归，都论证了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大众结合、贯彻执行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新文艺方向的核心。

　　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丛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总结了“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报告提纲说：“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近的。”总之，“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报告着重从新时代的要求出发，总结了国统区文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报告指出，文艺创作上的主要缺点是“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这也是“国统区文艺创作中产生各种缺点的基本根源”。何以如此？除了“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外”， “主观上的原因”是“文艺作品的题材，取之于小资产阶级知一识分子的占压倒的多数，而对于知识份子的短处则常常表示维护，即使批判了也还是表示爱惜和原谅”。取之于工农生活的，常常仅止于生活的方面，人物往往只是表面上穿着工农的服装，面“意识情绪，则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文艺理论上的倾向与文艺创作上的倾向是“相对应的”。报告提纲认为，国统区十年文艺思想理论上争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第一，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第二，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问题，第三，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间题，实际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在这些间题上，都出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想理论，都没有得到完全正确的解决。“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面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些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报告提纲用事实说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文艺界的错误倾向问题，在国统区文艺界中“也是一直存在着的”。虽然《讲话》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范例，使国统区的文艺有了“向前行进的正确轨迹”，但国统区文艺界对《讲话》的深入研究很不够，对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也仅知一、二，加上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就不可能象解放区那样使工农兵文艺方向得到真正的贯彻。因此，“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大会上，关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其他专题发言，如阳翰笙的《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李凌的《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叶浅予的《国统区的进步美术运动》等，从不同方面补充了茅盾的报告。特别是阳翰笙的专题发言，内容丰富，材料翔实，从戏剧电影运动方面总结了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很有代表性，为全面认识和总结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 “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面正确”，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也正如郭沫若在《大会结束报告》中讲到大会“互相交换了许多重要经验，观摩了许多重要作品”的时候，特别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各方面，尤其从解放区，证明了与人民群众结合的群众路线是唯一正确的文艺方针”。周扬的报告首先指出，“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一九四二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直接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革命文艺己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虚心学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并在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的扶持下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下，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艺，把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进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我国当代文学提供了雏形。关于“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从几个方面作了介绍说明。他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题，介绍说明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他以“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一百七十八部包括歌剧、话剧、小说、报告、叙事诗等多种文艺形式的作品为例，说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解放区的文艺形式，和新的内容相适应，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语言上也做到了相当的大众化。关于解放区“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他指出，广大的工农兵不但接受了新文艺，而且直接参加了新文艺创造的事业，“给解放区文艺灌注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关于“旧戏的改革”，他也介绍了解放区的经验，主要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创作新的历史剧”，《逼上梁山》 ，《三打祝家庄》等剧本“标示了平剧向新的历史剧发展的方向”。根据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他就如何在“新历史时期”进一步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他指出，创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 “因为工农兵群众是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的主体”， “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题将获得新的重大的意义”，因为文艺作品“必须揭示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写出反映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智慧，而且“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事实上，这成为了建国后创作上的指导方针。他强调文艺描写的重点必须是工农兵，但也并未把知识份子排除在描写范围之外。他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份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写出“他们的新的面貌”。他遵从文艺创作的规律说，“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与其他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全而地表现出来”。这与周恩来同志在“政治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观点是一致的。“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他特别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政策。这对于后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扬强调文艺工作者学习党的基本政策是完全必要的，确实既能促进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又能给文艺工作者提供认识迅速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钥匙。他关于学习政策的意义和方法的阐释，不乏真知灼见。他指出，所谓政策，是党的“基本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广大人民需要，指导人民行动的东西”，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人民的行动被政策所指导，人民通过政策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确实是新的人民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根本规律。“因此，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在新社会，每个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的阶级地位和对待这一阶级的基本政策所左右，受政策执行好坏的影响，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他还指出，学习政策，“必须直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与亲自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 “必须与学习马列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连贯起来思索和理解”；否则，“不但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创作，而且也不可能对政策有真正的理解”。“文艺作品对政策的宣传，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政策条文出发。”这些意见无疑都有正确的一面。但是，今天也应当指出，他关于学习政策的阐释也是有缺陷的。第一，他只注意到了党的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具有正确性、真理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某种情况下也难免出现政策失误的一面，从而未能考虑到在政策失误的情况下，如果再盲目地“学习政策、宣传政策”，就不仅不能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且势必偏离正确的方向。第二，即使在政策正确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学习政策、宣传政策”，与此相联系，又过分强调“文艺成为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的“优良传统”和强调“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服务”的“历史经验”，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的。这实际上成为了后来狭隘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 错误地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思想的前奏。应当全面地说，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宣传党的某一具体政策，是解放区文艺战斗性强的特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历史作用也不可低估；但是，唯其如此，这也铸就了解放区文艺思想上还有待于深化、艺术上还较粗糙的弱点。对此，在新情势下，不应该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肯定和继承。这以后，再加上一些狭隘、错误的理解和宣传，尤其是越来越“左”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带来的消极作用，已为历史所证明。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其他报告、发言，如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的报告，张庚的《解放区的戏剧》，袁牧之的《关于解放区的电影工作》，吕骥的《解放区的音乐》，江丰的《解放区的美术工作》，艾青的《解放区的艺术教育》，戴爱莲的《舞蹈工作发言》等不同文艺门类方面代表的专题发言，以及周文的《晋绥文艺工作概况简述》，刘芝明的《东北三年来文艺工作初步总结》，沙可夫的《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张凌青的《山东文艺工作概况》等解放区各根据地代表的专题发言，还有解放这成就突出的作家丁玲、赵树理、柳青等个人的发言、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介绍和总结了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周扬的报告作了补充，为了解和研究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难得的资料。[这些报告和发言均见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产生了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的组织―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如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 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选举田汉任主席，张庚、于伶任副主席），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选举阳翰笙任主席，袁牧之任副主席）等。大会最后作出“决议”，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努力来贯彻执行。自此，开导了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主潮。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伟大开端，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承前启后，功不可没：一方面，在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下，第一次文代会使过去因反动统治而长期被迫分离开来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革命文艺队伍会师北平，全国具有不同倾向的一切进步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都欢聚一堂，共商开创人民文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大事。因此，新中国的人民文艺，顺理成章地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和解放区的人民文艺运动的宝贵传统，坚持在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基础上全面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方针，“并且具体规定了为着执行这个方针而必须发动与组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共同努力的各项任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92 、58 页]从而注进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工农兵服务”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92 、58 页]的新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就给人民文艺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这些任务和课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过去的革命文艺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现在的人民文艺则要求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这就既要求我们在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时必须有所发展，也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必须有所前进。二、当代人民文艺如何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丰富多彩地反映这个历史时期人民新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新中国的人民文艺必须正视和加以正确解决的重要课题。三、全国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正确地领导人民文艺事业，如何指引人民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按照文艺规律健康地发展，也是人民文艺应当加以正确解决的新课题。四、如何在文艺战线实行广泛团结的方针，以形成文艺界空前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开创和繁荣社会主义的人民文艺而共同奋斗，也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第一次文代会实现了包括“党与非党的，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的，新文艺界与旧文艺界的，部队．地方与少数民族的主要文学艺术工作者”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39页]的大团结，确立了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这就为逐步完成上述任务和探索解决上述新课题，启开了一个良好的发端。

　　当然，后来的历史又证明，第一次文代会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其一，由于新中国的诞生，历史进入了一个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崭新时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政治上为全党工作适应这一崭新时期作出了重要的调整。本来，第一次文代会作为迎接新中国诞生在党中央关怀、指导下召开的一系列群众团体大会之一，理应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着重对新形势下的人民文艺工作作出重要的调整和部署，以适应全国解放后繁荣人民文艺的需要。应当说，全国解放后文艺战线的情势，从作家队伍、描写物件到读者物件，都与解放区不尽相同了，相应的，文艺工作的政策和具体做法，也应有所调整，这才符合实事求是、情随势迁的原则。但是，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基本上只是肯定、照搬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政策和具体做法，并将这些政策和具体做法推广到全国去，而未从全国解放后文艺战线的新情势出发，创造性地对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和具体做法，作出相应的必要调整。突出的例子便是关于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由此而决定的一系列具体做法。其二，正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肯定、照搬解放区的文艺工作经验，并推广到全国去，因此，第一次文代会尽管实现了原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的汇合，但整个会议突出、重视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介绍，而把原国统区进步文艺工作经验的总结和介绍客观上仅仅摆在了陪衬的位置上。这样，第一次文代会对千“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的传统和经验，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传统和经验，就相对地远远不及对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传统和经验研究得深，继承得好，甚至误把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某些值得重视的经验，如描写知识份子题材作品的经验，当作了“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的“缺点”来加以否定。而前者对子全国解放后的人民文艺工作的宝贵借鉴意义，又是不应忽视的。这对于以后文艺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其三，确立广泛团结的方针，强调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下团结起来是正确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文艺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够和对革命的实际了解不够，缺乏足够的历史经验和社会经验，因而多年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同时，渗进了某种程度的教条主义影响，在吸取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经验的同时，滋生了某种程度的宗派主义情绪。对这种影响和情绪的劣根性和危害性，第一次文代会在确立广泛困结的方针时还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和制定与之相应的根除措施。另一方面，第一次文代会在强调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下团结起来时，未能充分注意到不仅应在组织上实现大团结，而且应“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 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4页] 这样，使后来的新中国文艺在不仅能继承发展解放区文艺的艺术方法艺术作风，而且能广泛吸收和包容国统区一切有益于人民的各种艺术风格艺术流派以真正形成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方面，不能不受到影响。然而，尽管如此，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正如新华社社论《我们的希望》中总括的那样：第一次文代会“有了文艺界的广泛的团结，又有了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方向，再加上坚强有力的领导，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艺术运动一定将走上一个新的光辉的阶段。”[《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40页] 第一次文代会把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在毛泽东文艺方针下，迎着“中国人民新的纪元”，揭开了新中国人民文艺历史的崭新的一页。